甲午战争惨败，洋务派知道自己搞的洋务运动无法救国，便不再考虑图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类事。不再从欧洲购买军火，也不再向欧洲学习技术，不过甲午战争后，中国市场基本已经打开，所以统治阶级尽管对待外来的东西十分消极，但是阻挡不了欧洲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的输入，不过是地主阶级已经不愿去搞洋务了。这也是为什么李鸿章、张之洞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以下变成了戊戌变法的顽固派。
至于这几位领导者，左宗棠和曾国藩当时已经过世；奕䜣、李鸿章、张之洞成为了晚清政府的顶梁柱；李鸿章先后作为晚清代表与列强签署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被很多人骂为卖国贼，但是签订完辛丑条约就病逝了；奕䜣也是清政府代表，签订了《辛丑条约》，不久去世；张之洞再两人去世后，总领清政府一切政务，并废除了科举制，但是慈禧太后去世后不久也老死了；张之洞去世后，清政府就基本被袁世凯掌握了。
草草收场，并没有使清王朝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曾国藩：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并未能进入清王朝中央核心决策层。
李鸿章：《马关条约》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张之洞：晚年得到中用，办学促进了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也曾经镇压过革命运动。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
左宗棠：中日甲午海战前左宗棠已故。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并助胡雪岩拿到了象征着慈禧太后近臣的黄马褂。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都是平平安安寿终正寝的，如同很多运动一样，它的结束也是悄无声息的，能抹杀性命的悄无声息。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包括它的尾声在内，共经历了40年之久。1895年到1901年应是洋务运动的尾声。”
为什么我认为1895年到1901年是洋务运动的尾声呢？多年来学术界谈起洋务运动，总是习惯他说它“失败”，或者说是“破产”、“彻底破产”等等。他们以什么作根据这样说的？无非是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但甲午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这不是洋务运动失败或彻底破产的标志吗？！诚然，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但二者不能划等号，即不能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即等于洋务运动的失败或彻底破产。因为如果那样认识的话，那就是洋务运动没有“成功”之处可言了。事实上，按照本书各章节所述，洋务运动成功之处是很多的，从全局看，甚至可以说“成功”多于“失败”。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不断有成功也随时有失败，这无论从具体某一企业、事件或从带总体性的方针路线看均是如此。
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事件或者是战争，说它们胜利与失败、成功与破产，是从政治路线和目的等方面说的，是将事件置于历史长河规律中考虑的，离开“目的”、离开“规律”来谈成功、失败就没有准则了。现从这两个方面对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考察。
先从洋务运动的目的方面论述。洋务派官僚兴办洋务运动的动机和目的，已为学术界的人们所熟知，那就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很明显，目的是富强起来，既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又战胜侵略者，以拯救清朝统治；其手段是使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立新式武装并发展近代工商业。除镇压人民革命是反动的之外，其他一些目的不为不善。问题是这些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多少？答复是肯定与否定参半。清政府运用外国资本主义的新式枪炮将太平军、捻军和回民等少数民族起义镇压下去，维护和暂时稳定了统治地位，史称“同治中兴”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就是说它的这一目的达到了。
在人民起义被镇压后，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者当推列强的侵略了，这种威胁虽被清政府称为“肢体之患”，这是相对于人民革命说的，一旦人民革命这一“心腹之害”被消除，“肢体之患”未尝不可转化为“心腹之害”，清统治者也未尝不视为“心腹之害”。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集中人力物力进行海陆军建设，就是为抵御外敌而进行的，其规模远远大于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而采取的军事措施，并培养了大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又由于认识到要真正地强，必须富，于是大办近代工商业，这就是所谓“强与富相因”。这种主要意在抵御外侮的活动奏效如何？伊黎收复了；日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偃旗息鼓了；中法战争做到“不败”或“稍胜一筹”了；殖民地化彼阻止住了，半殖民地化披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虽没有他们预期强盛，但也未被淹没掉。这些表明，洋务运动在抵御外敌上也已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可能有人要说，清王朝之所以不被列强所淹没，主要是由于妥协退让牺牲民族权利的结果，不是因为洋务运动使国力有所加强的缘故。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在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阶级间的关系一样。在阶级斗争中，敌方如果力量强大到占压倒优势，是一定要吃掉对方的；同样，这个“对方”如果力量允许也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人类社会阶级间、敌国间的较量，实际是力量对比的较量，没有什么仁慈可言的。列强之所以没有“吃掉”清王朝，是因为清王朝还有不被“吃掉”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广大人民的自发斗争实际上对清王朝起了支持作用之外，洋务运动使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力量得到加强，是一个重要原因。老实说，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没有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装备较为先进的海陆军在战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列强对阵和较量，虽有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具有“第一流”“外交术”的李鸿章，也不能在谈判桌上谈斤论两、讨价还价的。由此可见，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结果未能做到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收回被侵占的利权，这是失败之处；但在洋务运动中增强了军事经济力量，列强未能瓜分中国使中国殖民地化，洋务运动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而不能不认为它的成功之处。向之论者常常有下列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不被列强所瓜分和殖民地化，都是义和团等人民革命的力量，洋务派洋务运动在对外敌斗争中起了相反的破坏作用。按照这个逻辑，仿佛是说，没有洋务运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建设新式海陆军和新式工业企业，列强早就被赶跑了，中国早就独立富强了。这无论从史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现在再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问题。
我曾说过：“洋务运动，是在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历史条件下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中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两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起步”虽有反动性，但却符合客观历史发展和人们正确反映客观的主观认识两方商要求的。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所作所为促进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是恰当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尽管在洋务运动之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己有人在航运、金融等领域进行过投资的试探，尽管没有洋务运动中国社会也会发展资本主义，但不能不承认在中国封建主义土壤里第一次生长出资本主义，这一飞跃是洋务运动所促成，是洋务运动缩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航程。这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社会发展规律起的促进作用，就是洋务运动的莫大成功。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不够理想，那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阻挠和扼杀的缘故，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没有也不可能克服这些阻力。从这一意义说也可认为是成功中的失败。
学术界有一些人这样说，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确是顺应了历史趋势，但这不是洋务官僚的目的，他们的动机是要维护封建主义统治，功劳簿上不能记这笔帐。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学的原则。多年来对洋务运动持否定论者强调洋务派的“动机”很坏，肯定论者说洋务运动“效果”很好。我认为，历史学是研究历史规律的，某个人的“动机”不是研究对象，但也不能离开人们的主观作用而一味谈效果。人类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规律，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者的任务必须研究人的主观因素。这个主观因素，主要是人们所制订的路线、政策方针，和经过思想家加过工的思想，而决不是某个人的“动机”。而况，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和他们举办经营洋务工业企业的实践中，在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同时，不是也已有了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动机和目的了吗？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无论从洋务派的动机目的或是从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说，均可认为它有相当程度的成功。不能说完全失败了。所以我对洋务运动作了“以应该变而变，从而顺应历史潮流而开始和发展，以应该变而不变，从而违反历史潮流而结束”的提法，就是为了要肯定它的成功，用“结束”一词，实际上包含“失败”的意思但不是全失败了；而且，所谓“结束”，并不一定是指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为结束的标志。事实上，甲午战后洋务还是继续在办下去，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实行以前，还未有什么新的改革的政治势力能代替洋务派，故还不能证明洋务运动已经结束了。我称甲午战后一段时间为各种政治势力交叉交替时期，也就是洋务运动尾声。洋务运动结束的标志应在1901年总理衙门取消。
二、洋务的继续举办与发展
后期洋务派集团，仍是一股介于顽固派、维新派之间比较独立的相当活跃的政治力量。他们既主张采用西学策议变法，但又反对维新派那种比较全面的变；既与帝党、维新派有直接或间接的瓜葛，又与后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纷纷提出洋务复兴方案，例如1895年7月16日刘坤一即上了《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采用西法练兵、用人、理饷。其他如张之洞、袁世凯一批洋务人士均有类似意见。总括起来，就是继续办洋务以冀重新振兴起来达到富强。光绪帝于1895年7月19日下了一道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祸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疾，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这是对洋务派复兴洋务的一个巨大支持。于是，诸如：新建陆军、铁路、矿务、银行、教育等均较大规模地兴办了，海军重建亦在筹议之中。本节主要谈洋务工业企业继续举办情况。
首先谈续办洋务的基本特征和指导思想。甲午后所办洋务工业企业，主要揽于盛宣怀一人之手，故以盛氏作为代表，适当结合其他人的意见加以叙说。盛氏在取得“专折奏事”后的第一个奏折《条陈自强大计折》中说：
“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
这里把练兵、理财、育才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是30余年洋务运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根本精神就是发展三者结合的洋务事业来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以说甲午以后的洋务事业没有越出洋务运动范围，却有某些发展，就是所谓“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在洋务运动初期是靠官力，逐步发展官力与商力并用，这里强调藉“商力”，刘坤一甚至说铁路、商务和军事工业都“必归商办方为妥善”。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办的企业以集商资为主，借洋债亦以公司名义举借，不由政府出面；而原来由官本官办的企业，多改变为商本商办，例如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于1896年春招商承办了。藉“商力”必然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就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抵制列强经济侵略的优良传统。兹以铁路、矿务、银行三者为主阐述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尾声”时办工业企业的特点与作用。
甲午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通过《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从事工艺制造”的规定，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权，竞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办工矿企业。除开设纺织、食品轻工业和船舶修造、航运等工厂企业之外，投资重点放在铁路、矿务、银行等行业，以便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占中国的利权。因为这些行业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列强重点投资这些部门，既是其资本输出的需要，也是帝国主义全面控制殖民地经济的需要。然而，事物的发展虽不平衡，但往往是对称的。在中国方面，虽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运动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资本主义经济却是进一步发展了，它对原料、燃料的需求量门益增加，开发速度加快和开发量加大，商品量及其运输量很自然地以极快的速度增加着。这就促使铁路加速筹建。本来就意图为建造铁路供应铁轨的汉阳铁厂，也就必然大力扩充其规模，改善其经营，从奄奄一息的官本官办企业改为商资商办了；与之相联的煤铁矿业也相应发展。于是甲午战后在修建铁路之外大力经营矿务，是在经济规律支配下所必然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势。清朝君臣们如张之洞、刘坤一及职位稍低的盛宣怀等辈，在经营铁厂的同时，很自然地把办工业的重点置于铁路和矿务。他们一致认识到非抓紧铁路和矿业的筹建和发展，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而办这些大型的、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的钢铁、铁路、矿务等工业企业，没有在国民经济中起枢纽作用的银行，是难以想象的。于是，铁路、矿务、银行三者，成了甲午战后洋务派头目们办近代企业的重点项目。而这，正好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重点——铁路、矿务、银行，针锋相对。其竞争性和民族性，不言而喻。现分别简述之。
先谈铁路的筹建。总的说在甲午战前铁路的建设在清政府眼里还是无足轻重的。甲午战争失败后则不同，清帝“下诏自强”是把修建铁路置于首要地位的。卢汉铁路倡议者张之洞立即响应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盛，富强之什，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刘坤一也说：“究之富强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于是着手进行已经议定先造的卢汉铁路建设。1896年12月成立铁路总公司于上海，以公认“堪以胜任”的盛宣怀为督办。盛宣怀为了“权操诸己”，把与帝国主义争权放在第一位。他根据多年办企业同洋商打交道的经验，在上任之前即警惕他说：“洋商必欲尽占权利，一国要挟，各国争衡，未见其利，先受其害”。这个意思是说，帝国主义对路权的危害最大。因此，他建议朝廷“筹直捷痛快办法”，做到“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此方针是针对帝国主义侵权的这一点是明显的。铁路总公司成立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沙俄欲将其铁路向南延伸，其次是牵涉到“权自我操”与否的借洋债还是招洋股问题。俄路南侵远未见诸事实，而借洋债与招洋股却是立即实行的事。洋务官僚们围绕这事展开了争论。
1896年盛宣怀与张之洞谈及卢汉路时，他们即提出“官款难拨而注意商办，洋股不准而注意华商”的主张。华商是无此资本兴建这样大的工程的，于是注意力转到洋商头上。当时以清廷和李鸿章为一方主张招洋股，说“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应以“洋商入股为主脑”；以盛宣怀、张之洞为一方主张借洋债，盛说，招洋股筑路洋人一定会“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只须奏明卢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便妥。”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借洋债筑路可以做到权归于已，招洋股则权必为洋人所夺。这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张说：“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洋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应该说，盛宣怀和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比较符合民族利益。借哪一国的债为适宜？经过比较，认为比利时“国小而无大志，借用比款利多害少”，“舍英美而就比”，较为容易做到“权操诸己”。
1897年冬，以德占胶澳，俄占旅大为始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德国获得山东胶济等铁路修建权，英亦觊觎粤汉路权，清政府赶速将粤汉路的修建提到议事日程，委盛宣怀为督办。盛氏主张卢汉、粤汉二路南北同时兴工，力求“急办”，并尽可能及早向东西南北延伸，防止和减少列强的侵权。这些意图虽未能完全达到，精神却是可贵的，并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其次叙述洋务运动“尾声”中扩大矿务的情况。洋务派认识到，铁路与铁厂相为表里，煤铁矿又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基础。上文讲到，铁厂的钢铁产品销路，主要靠修建铁路所需的钢轨；但铁厂如没有源源不断的焦煤和铁矿砂等燃料原料，是不能开工生产的，罔谈发展扩大！当时，汉阳铁厂所需焦煤主要由英、日等国和开平煤矿供给，货源困难，价格昂贵，不仅时有缺货之虞，且所产钢轨等制品成本高，价值昂于洋产，削弱了汉厂的竞争能力。为此，盛宣怀首先致力于煤矿的勘查与开采，重点且放在离汉厂较近的长江中下游。经过勘查，证明萍乡煤矿颇有开采价值，能达到价廉物美降低铁厂产品成本的目的，于是1898年开始大力经营煤矿。除招股110万两“购机设厂，采煤炼焦，以应汉厂之用”外，又向礼和洋行借款400万马克。1901年因需设铁路运煤，又添招200万两，其中江西绅商附搭50万两，招商局搭股100万两，净商股140万两。有了这些资本，萍乡煤矿的建设与开采还是比较顺利的，对于后来“扩充钢铁”厂起了很大作用，抵制洋煤侵利在意中了。盛宣怀在讲述从觅煤以至于办成萍矿的艰苦历穆时说：“接办伊始，两炉甫成，而无煤可用，一面忍痛购运开平煤，一面试挖萍乡煤。盖闻长江之水含硫质，产煤皆不合炼铁用，越洞庭而得萍铁（煤），始愿乃偿。初用土法，终之以机炉；初用小舟，终之以铁道。不知几费经营，克底于成。”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叙述。有人说，萍乡煤矿由于德国资本渗入，故相当大程度是德人“执政”。这不是事实。从资本来源看，除400万马克德款外，均为华资；德国借款占萍矿资本比例很小，且此款系用招商局房栈作押，所以德国势力并未因贷款关系而对矿业有多少渗透。因而谈不上达到“德人执政”的程度。它的民族性无可非议。至于后来日本势力渗入汉冶萍公司，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本书论述范围，这里不加评议。
以上是为了汉阳铁厂发展而很自然地着力于萍矿开采的事例，其他各省矿藏开采中，列强抢占与中国反侵占的斗争是激烈的。英国侵占了山西全省矿产的开采权，俄、意等国亦染指直、豫、川等省矿权，俄国且进一步觊觎中国东北漠河、观音山等处金矿。李鸿章于1897年描绘列强抢占矿权的情景说：“俄使咋称，闻观音山（金矿）拟令英人襄办，须用俄人；法使坚请用法矿师在滇粤开矿，各国纷争，署均未允。（美）摩（根）来京更滋扰疑谤。”对此，洋务实业家则提出多种主张和对策。主要有：第一是勘矿与购矿。郑观应可以说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于1896年即函告盛宣怀说：“今我国势将爪裂，……拟设立一公司，……急遣矿师四出将各处好矿凡属官山及廉价之民产尽行购定，并请地方官批示存案，免为外人所夺。”此后几年，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列强抢占中国矿产之风越刮越盛，郑观应又敏锐地将矿权与铁路权联系起来说：在各省“凡铁路经过百里之内有矿产者，应归铁路公司招股开采”。这固然是为了挽救矿权，且也是“救铁路之第一要义。”因此必须从速购买，“迟恐好省分又为捷足者先登，大权落于人手，铁路无以生色。”在盛宣怀主持下购买了一些矿产资源，他后来回忆当年速购矿产的原因说：“一则留为自办，彼不能夺；一则合办可作股本，庶不致空言无补。”这就是说，如能矿权在握，不仅将来可随时自办，且可作为资本以吸收外资与洋商合办。这个设想不为不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于1899年正式上奏清廷“速立矿务总公司，……选派专员分赴三江两湖以及各省凡未为洋人所得者，周历查勘，将各种矿地逐一勘明绘图贴说，分别等差，先行买归总公司执业。”这个计划虽因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而延至1902年才成立勘矿公司，却表明当时与列强争夺矿产的激烈程度。
第二是给侵占全省矿产的外国公司以多种限制。这以对付取得山西开矿权的英国福公司一事较为典型。当时，英国福公司既取得山西的采矿权，又想筑泽道铁路以便于运输，还想设立一座炼铁厂将矿石炼成铁。洋务实业家们则提出针锋相对的三条办法：一是只能给予某一矿，“就矿言矿”，绝不能一揽子给予全省采矿权；二是矿与路不能兼营；三是不准把原材料制成成品。这就对福公司“矿与路兼营”并且要把原材料制成成品或半成品以减轻运输困难的企图予以限制和掣肘。这种与侵略者“对着干”的做法是可取的。不仅如此，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洋务实业家对于福公司得寸迸尺的新的无理要求进一步予以还击。福公司企图“矿由彼采，路由华造”，以便腾出资本全力开矿。盛宣怀则采用“因路而及矿”的办法来对付彼之“因矿而及路”。所谓“因路而及矿”的含意，就是：路虽华造，但运矿石之车价，要“比他项客货酌加两倍”；中国应从英国开矿公司“得红股若干，分沾矿利”；对于福公司自设炼铁厂的要求，则断然予以拒绝。
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尾声中洋务工业企业，继承和发展了洋务运动前段保持企业民族性的传统。
现在来谈作为国民经济枢纽的银行的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者盛宣怀于1896年说：“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这里虽没有谈到矿务，但铁厂这个联合企业是同煤铁等矿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实际上是包括矿务的。自己办银行的倡议不始于甲午以后，而是在甲午以前就有酝酿了。例如盛宣怀他于1887年代李鸿章所拟《致驻美公使张樵野函》中，即表现出反对美国在中国独办银行，要求中美合办的思想，说：“该行归美商独办，仍无异汇丰、有利、法兰西、麦加利等行，于办理官事处处窒碍，其生意仍难驾乎各行之上。今议华美合办，既有华商在内，名正言顺。凡中国兴利大举，该行均随时议办，实于两国商务大有禅益。”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自办银行，要做到“驾乎各行之上”，不能成为洋商各行的附属品；自办银行是为了对中国的“兴利大举”有所裨益。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抵制侵略也是明显的。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银行尚无迫切需要而未被提到实践的日程。10年之后，铁厂、矿务、铁路等“兴利大举”，银行也成为盛宣怀所说的“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的急务。正如郑观应所说，银行可以“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所以银行是大规模发展工商业所必不可少的枢纽机构。总的说，中国自设银行，可以做到“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盛宣怀在直督王文韶、鄂督张之洞等权势人物支持下，开始进行筹设银行工作，并于1896年11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得到清廷“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的批准设立银行的谕旨。经过一段时间筹备，银行总行于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开业，定名“中国通商银行”。它是中国第一家银行。开行不到一年，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开设了分行。它对于经济发展颇见成效，盛氏根据办通商银行的实践体会说：“欲富国，必兴商务；欲兴商务，首重银行”。又说：“将来中国倘欲使不足变为有余，若不肯从此入手，恐难取效。”这些体会和认识是深刻的。
铁路、矿务、银行乃至铁厂等工业企业的大规模举办和发展，加上新的教育事业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等的兴办，表明洋务事业并未因甲午战争失败而停顿，从这一意义上说，还不能说洋务运动破产或彻底破产。作为办洋务的机构总理衙门还未停止工作，洋务派尚未成为历史的名词，洋务运动还没有结束。它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
关于洋务运动只不过是后来人自己加上而已，然而洋务运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张之洞等等也为洋务奋斗，只是一说而已
造了新武器。但是还是失败了
你看过电视剧《走向共和》吗？
洋务运动这个名词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亡。
洋务大臣除了李鸿章，张之洞少数权臣以外
基本都退出了政治中心
但是，洋务运动的理念并没有减弱，
而是更加强烈。
洋务运动的接班人就是
大名鼎鼎的
袁世凯-----办洋务，练新军
中国的很多第一，就是这个
我们一直不去正视的人干的
第一支乐队，警察，女校，
第一个正式的总统
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自救运动。洋务派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它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代表企业为: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制枪弹
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设三所洋炮局。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并修造轮船，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etc.
后期大致是从70年代起洋务官僚提出求富主张.口号就是求富
主要采取的方针以及内容是: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他们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建立起一批近代航运、采矿、通讯、纺织、冶炼等企业实行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并举.
代表企业为:
1872年李鸿章首先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
1876年沈葆桢开办基隆煤矿.
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成立开平煤矿.
1878年在上海筹设机器织布局.
1880年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次年修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1888年黑龙江将军恭镗成立漠河矿务局，开发金矿.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建立铁厂.
一，曾国藩。他的评价在他死后，随时间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化对照。
1.有人认为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送其绰号“曾剃头”、“曾屠户”。
2.处理天津教案不力，崇洋媚外，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之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大加斥责。
3.自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对曾国藩的评价日趋活跃，不乏赞誉之声。
4.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说过“独服曾文正”。（字文正）
二，李鸿章。
1.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
2.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
3.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4.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5.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6.负面评价不一一列举了，历史书中多有出现。
三，张之洞。
张之洞的评价，正史多对他采取利大于弊的方式。
四，左宗棠
他因收复新疆而被视为民族英雄。
张之洞死于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晚九时许，就病逝在白米斜街的府邸
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签定<天津条约>,左宗棠对李鸿章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
一个月后,7月27日清晨,左宗棠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突发疾病离世。享年74岁.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
李鸿章(1823～1901），纵观其一生是得善终的，享年78岁。
李鸿章死时的情况：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晕，要那么多话嘛，历史书上一句话就概括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