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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

时间:2010-2-7 专题:贞观之治
唐朝的建立和“贞观之治”

隋朝的暴政促成民变四起,中国又再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唐王朝就在这个乱世之中建立。在隋末天下大乱之际,许多隋朝的官吏也纷纷造反,拥兵自立,其中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最终导致了唐朝的建立。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是诸子中最有才能、胆识过人的一个。他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便暗结俊杰,锐意经略天下。公元617年,天下大乱,世民乘机劝父亲起兵。李渊依世民及晋阳令刘文静之计,起兵太原,自任大将军,率兵三万余人进取关中,并于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在长安建立唐朝。当时割据一方的群雄彼此相互攻伐,人人都想君临全国。唐高祖即位后,乃以世民为帅,领兵次第削平群雄到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铲除了割据朔方的梁师都,全国复归统一。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号“贞观”(627—649),故有此称。唐大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惩隋亡之鉴,顺应天下思治的民情,“抚民以静”(《资治通鉴》卷191)为施政的出发点,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兴修水利、鼓励恳荒、增殖人口、广设义仓等措施。使隋末战乱一度凋敝的社会生产又呈现生机。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为贞观之治的明显特点。太宗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长,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荑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马周、秦叔宝,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尽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人才济济,文武荟萃,成为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因素。太宗极为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亲民,执法务求宽简,提倡节俭,抑制旧上族势力,并大兴学校,盛开科举,宠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庶民地主广开参政之门。太宗致力于巩固边防,安抚边疆各族降众,广以羁縻州府,缓和了西北、北边的边患,民族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并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羁縻府州同中央的联系。太宗在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民族思想指导下,推动的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在汉藏友好史上意义深远。贞观年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效果显著,“贞观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史家经常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贞观后期,太宗屡兴营建,日趋骄逸,又连年用兵,亲征高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不如前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其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唐太宗作为封建社会突出的明君,“贞观之冶”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唐宋以来对唐太宗和“贞观之治”都有较高的评价。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当然不能说这些全无根据,但溢美成分也是不少的。总起来说,贞观时期,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注意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他用贤勤政,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基本有了保障,社会秩序安定,阶级矛盾缓和,民族关系较融洽。这确实是封建社会的治世,它比平世自然好得多,更不要说乱世了。唐太宗是实现“贞观之治”的领导者,他比封建时代的平庸君主要强得多,更不要说昏君、暴君了。明君、治世,给人民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社会发展有利。从这个角度看,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是应当基本予以肯定的。贞观治世,不仅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造成的,更应看到,它的出现是隋末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农民战争打击和教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太宗及其辅佐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对农民的要求有所考虑,以至在其中有所反映。如轻徭薄赋就是农民战争反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反映,庸法全面实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愿望。更何况,贞观治世的出现,完全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证明。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即使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阶级矛盾还相当尖锐。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在统冶的初期,留心治道。注意兼听纳谏,注意节俭。但是,在统治稳定之后,也就不同于前了,他逐渐骄傲起来了,纳谏也少了,“营缮”则多了,行幸游措频繁了,还出兵征高丽。总之,贞观后期的政治大不如贞观前期,说明贞观政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这些,都是唐太宗和“贞观之治”的局限性。当然,这在唐太宗和整个贞观时期,只占次要位置,并不影响唐太宗作为杰出封建政治家和“贞观之治”是封建社会著名治世的历史地位
相关资料下载:http://202.112.112.114/jpkc/101002/web/ppt/b2.ppt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绩、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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