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7年之久。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一）范阳叛变——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安禄山恐杨国忠对己不利，遂以讨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叛变，安禄山一路南下，不足两月，已攻陷洛阳，自立为燕帝，国号燕。
（二）肃宗即位——安禄山破潼关，活捉守将哥舒翰，直入长安。玄宗仓惶入蜀，行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杨贵妃被逼自缢，太子李亨即位灵武，是为肃宗。
（三）禄山被杀——不久，安禄山被长子安庆绪所杀。郭子仪得回纥之助，收复长安和洛阳。
（四）思明叛变——史思明降唐，受封为范阳节度使。唐室恐怕史思明再反，欲将之消灭，究泄，史思明遂反叛。
（五）思明称帝——郭子仪、李光弼进击安庆绪，包围邺郡，史思明带兵援助安庆绪，合并其兵，回范阳，称大燕皇帝。
（六）平定乱事——史思明与李光弼相持年余后被养子史朝义所杀。李光弼再借回纥兵，大破史朝义。史朝义部下田承嗣、李怀仙降唐，史朝义被杀，安史之乱遂告平定。
简单的说,唐玄宗重色轻国为讨杨玉环开心,使其一家封官拜爵的,所以咯,必须产生一场浩劫.
杨贵妃是其中最悲情的角色.她不懂朝政却深陷不能自拔.
根源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是唐代于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背景
唐代历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及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后，国势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状态，属史无前例的盛世。安史之乱发生后，对中国后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屡次开强拓土、先后讨平了东、西突厥、高句丽等，使初唐时代建立了一个很辽阔的边境。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尾大不掉，成为唐室隐忧。
唐初，全国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当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726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拥兵14.38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了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了杨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李林甫为人阴险，有“口蜜腹剑”之称，任内凭著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六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谄媚当道、忠贞去国、贪饕升天、社鼠残害、民不堪命。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到宠幸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让安禄山有机可乘。
安禄山拥兵边陲，其手下骁勇善战，甚获玄宗宠信，引来宰相杨国忠忌恨。两人因而交恶，而唐玄宗又对此不加干预。安禄山久怀异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讨杨之名举兵叛唐。
结果：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据邺（今河南安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因契丹、同罗等族组成的精兵大部归史思明，安庆绪谋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封他为归义王，任范阳节度使。
唐廷对史思明不放心，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乾元元年（758年）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军，其围遂解（邺城之战）。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
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唐廷任命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节度使，李怀仙为卢龙（今河北北部）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今河北中部）节度使，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此后唐朝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
影响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大肆分封节度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方镇）。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幽州，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2]。此一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隋唐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洛阳也如是，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长安、洛阳。
经济上，北方经济因此而残破，经济重心再度出现南移的现象，南方取代了北方的经济地位。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主要蹂躏黄河中下游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产大受破坏；相反，安禄山军队虽也曾想攻打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北方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持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