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历史事实也表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乃是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与太平天国的“驱逐胡虏，宰治中原”何其相似；“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也与太平天国“均分共有”的思想一脉相承；“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虽说是顺应时代潮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创新，但也是“淘洗了他们(指太平天国——笔者)的帝王思想”和“宗教迷信”，汲取了太平天国“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的反面教训的结果。由此不难看出，李大钊充分肯定太平天国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
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李大钊认为，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身的局限与错误，也有外部的原因。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的结果。李大钊指出，太平天国也是“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崇尚拜上帝教，称外国人为“洋兄弟”；而清朝统治者最初还没有“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完全“降服于帝国主义”；因此，1853年当“太平军攻克南京，英国全权公使普衡至南京通牒太平军，严守中立”。可是，当外国侵略者看清了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立场态度，在清廷决策“借师助剿”后，便公然撕下“中立”的假面具，“乃转而帮同清室，来打太平天国”。“素被太平天国称为洋兄弟之外国人，一改其面目而化为戈登之‘长胜军’矣”；“用新军火加入中国军队，在江南一带，大破太平天国，终而灭之。自是轰轰烈烈之民族运动，遂屈服而消灭于大英帝国主义势力之下!而英人遂得操纵清室，在中国任意横行矣”。李大钊强调：“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李大钊从中得到重要的历史启示：“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割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不用自己力量，只是假借人家力量，又可得最大利益，所以在他们看，这是最好的妙法。”“中国革命之所以至今不能成功者，此即其大因。”
其二是太平天国“采用了宗教”。李大钊指出：“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洪秀全借基督教的教义创建的拜上帝会，在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时期与创建天国初期，作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一种方式，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毕竟是一种迷信消极的意识形态，它把“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映出来，它用违反科学的神学观点解释现实，预言将来。“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也是一种麻醉剂。自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从鼎盛高峰急转直下，形势危急之际，天王洪秀全更加迷信上帝，竟改“太平天国”国号为“上帝天国”，后又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乞灵于天父天兄，神化自己，来挽救已经不“太平”的“天国”的危机。但结果是“上帝”未能保住“天国”的“太平”，“天国”最终还是败亡了。再者，“耶教观念”、“耶教思想”，拜上帝教的教义都宣传说，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是上帝的子女，人人平等，太平天国也就把外国人当作“洋兄弟”看待。李大钊评述说：“他们的宗教观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长胜军。”“太平党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是由于“他们的帝王思想”。洪秀全是一个皇权主义者，1851年“太平军据永安，洪秀全自称天王”，封王建制；1853年建都南京，改为天京。洪秀全所创建的地上天国，是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集皇权、军权、族权、神权于一体的封建君主**。这种君主**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神权与皇权的矛盾交叉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是领导集团内讧的祸根。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政策，职官累代世袭制度，洪秀全得人与用人的孤家寡人政策，天国官员按其地位高低享有一夫多妻等各种特权制度，不修德政、宗教治国的治国政策，这一切导致了太平天国的败亡。李大钊将皇权主义斥为“污物”，指出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孙中山“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一一淘洗净尽”，不建设天国，而建设民国。
其四是由于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经济的要求”。李大钊说：“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至今，不断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农村中最多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太平天国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1853年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土地“均分共有”，否定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动员农民进行反清斗争的作用，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毕竟是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没有实现“耕地农有”，没有解决“无人不饱暖”的问题，因而不能广泛、深入、持久地动员农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起来支持太平天国，“太平天国……自然亦……归于消灭了”。后来，“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是太平天国土地“均分共有”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然而，“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李大钊说：“太平天国禁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怎么有利于近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