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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的原因是什么
[编辑本段]简介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永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编辑本段]背景分析及参加动乱的诸王曹魏时代，曹爽当政时，有者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姓之手。之后，司马氏果然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事在司马氏皇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公元256年，晋武帝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公元277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分类情况如下：[1]辖下民户数封国等级置军人数2万户大国上、中、下三军5000人1万户次国上、下二军3000人5000户以下小国1500人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辖下民户数封国等级。1万户大国5千户次国5000户以下小国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诸王多少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晋武帝完成了分封宗室诸王的政治计划，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氏的统治由此稳固。其实反而种下了祸根。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八王之乱是中国在西晋时期，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为：王号姓名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传记司马玮（271—291年)西晋宗室。字彦度，晋武帝第五子。初封始平王，后徙封于楚。杨骏被杀，汝南王司马亮辅政，贾皇后恶亮又忌玮，乃使惠帝为诏，密令玮杀亮。贾皇后又使惠帝为诏，言楚王矫诏害亮，且欲诛朝臣，图谋不轨，被下廷尉，遂斩之。司马越(?～311年)西晋宗室。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因讨杨骏有功，封于东海郡。永康初中书令。及宗室诸王混战，越率诸侯及鲜卑等步骑迎惠帝返洛阳，诏为太傅录尚书事。怀帝即位初，委政于越，后帝亲理万机，越不悦，求出藩，镇许昌。继还洛阳，诬帝舅王延为乱，杀之，由此大失众望。后又请讨石勒，屯于项。越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加之当时经济破坏严重，动乱迭起，上下分崩离析，祸结弥深，遂忧惧成疾，卒于项。其部下欲还葬东海，石勒追及，焚其柩。司马颖(279—306年)西晋宗室。字章度，晋武帝第十六子。太康末被封为成都王。齐王同讨越王伦，颖发兵应之。伦被杀，伺辅政，骄侈无礼，故诏颖辅政，而颖犹让不就。同败，颖在邺悬执朝政，事无巨细，皆就邺谘之。其恃功骄奢，百度废弛，甚于同时。颖恐长沙王乂在京势大，乃与河间王颐谋，发兵伐京师。乂被执后，颐废太子覃，颖被立为皇太弟，作为储副。但颖骄侈日甚，讨者四起，不得已，被废归藩。后惠帝遣人捕颖，范阳王司马幽颖于邺，遇械暴死？长史刘舆见颖在邺地势大，虑为后患，伪令人为皇上之使者，称诏夜赐颖死。司马乂(276—303年)西晋宗室。字士度，晋武帝第六子。初封为长沙王。楚王司马玮被杀，乂因与玮为同母弟、而被贬为常山王，顷之，复•本国。乂见齐王司马同专权，曾言于成都王司马颖，希望颖能维护先帝之业。及河间王司马颐将诛同，传檄以乂为主帅，乂率左右，连战3日，终于斩同。颐本以乂弱同强，希乂为同所擒，然后以乂为借口宣布四方共讨之。趁此废掉惠帝，立成都王颖，己为宰相，专制天下。但事与愿违，其计不果，乃暗使人袭乂，乂并诛之。颐、颖同伐京都，连战数月不休，乂斩获颖军六七万，久战粮乏，东海王司马越收乂送金墉城被杀。司马冏(?一302年)西晋宗室。字景抬，父攸死，袭爵为齐王。初，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皇后，以功转游击将军。同以位低不满，起兵诛伦，且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传檄天下。及伦被废，惠帝复即位，拜同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司马懿辅魏故事。同辅政，沉于酒色，不入朝见，选举不均，惟宠亲信，海内失望，被长沙王乂所杀。司马伦(?一301年)西晋宗室。字子彝，司马懿第九子。初封为安乐亭侯。司马炎称帝，封琅邪郡王，后改封于赵。为贾皇后所亲信，曾参与谋害愍怀太子，不久又矫诏废贾皇后为庶人，控制惠帝，独揽大权，一如司马懿辅魏故事。伦素庸下，不知书，无智策，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淮南王允起兵讨之，被伦所灭。既而矫作禅让之诏，废掉惠帝，改元建始，滥肆封侯，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以至于府库之储不充于赐，金银冶铸不给于印，故有白版之侯。时齐王冏、河间王颙及成都王颖传檄讨伦，大战助余日，死者10万，伦败，被赐死。司马亮（?一291年)西晋宗室。字子翼，司马懿第四子。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失利，免官。不久，出监豫州诸军事。司马炎称帝，封扶风郡王，邑万户，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时宗室殷盛，无相统摄，以亮为宗师，使其管理宗族事务。咸宁三年(277年)徙封汝南。未几，迁太尉录尚书事。晋武帝卒，为杨骏所排斥，亮赴许昌避祸。及骏被诛，复录尚书事。贾皇后嫉亮，密令楚王玮诬其有废立之谋，诏捕之，亮被乱兵所杀。司马颙(?-306)西晋宗室。字文载，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弟司马孚孙，太原王瑰子。咸宁三年（277）受封河间王。迁北中郎将，监邺城。元康九年（299）为平西将军，镇长安。赵王伦篡位，乃举兵响应齐王冏讨伦，进位侍中，太尉。永宁二年（302）底受密诏起兵讨冏，次年又与成都王颖合兵败长沙王乂，随后其部将张方劫惠帝及颖至长安。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越被王浚推为盟主，欲率师迎惠帝还复旧都洛阳。三年正月，颙因刘乔兵败欲与东海王越讲和，但恐张方不从，遂使人杀之，送首级于东海王越请和，越不许，命宋胄等率鲜卑兵西迎惠帝。五月，越前锋祁弘连败颙军，入关。颙单骑逃入太白山。越以诏书征颙为司徒。但越弟南阳王模暗遣其将梁臣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途中杀颙，并其三子。八王之乱从公元291年（元康元年）开始到公元306年（光熙元年），共持续16年。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而后引发战争，祸及社会。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八王之乱前的权争[编辑本段]皇后贾南风与外戚杨骏之争过程简述各派系领导人物派系支持者及部下晋武帝死后，杨骏排挤汝南王司马亮单独辅助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也欲夺权，让楚王司马玮带兵进京，杀了杨骏。（负）外戚杨骏、皇太后杨芷杨珧、杨济（胜）皇后贾南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290年（太熙元年），晋武帝薨，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史书记载晋惠帝智商近似白痴，无能治理朝政，以至后来引起皇亲国戚争权夺利。晋武帝重病之时下了诏书，存放在中书省，诏书中依托汝南王司马亮及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晋惠帝（注：杨骏乃太后之父，太后姓名为杨芷，非司马衷生母，而为其生母武元皇后杨艳之妹，为武帝继立皇后）。杨骏惧怕失势，曾经从中书省借出诏书，看后不归还。当时的中书监华廙恐惧，还亲自向杨骏索取诏书，但杨骏始终不还。晋武帝病情加重时，杨骏要求晋武帝让他单独辅政，晋武帝点头默许。杨骏招来中书监华暠、中书令何劭，口宣帝旨作遗诏，让杨骏单独辅政。诏成后华廙、何劭二人拿给晋武帝看，晋武帝视而无言，两日后就驾崩了。晋武帝死后，司马亮恐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一时位极人臣。而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开国元老贾充之女，年龄大司马衷2岁，又矮又黑，凶狠多诈，也企图操纵晋惠帝以把持朝政。杨骏辅政时期，凡有诏令，晋惠帝过目后交于杨太后；然后直接下发执行。杨骏知贾南风难以控制，为防贾南风碍其擅权，则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引起皇亲国戚及某些大臣的不满。杨骏的二位弟弟杨珧、杨济常对他的做法不以为然，劝其小心祸患，杨骏不纳。贾南风不让杨骏独揽政权，秘密派人与汝南王司马亮和楚王司马玮联络，要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骏。楚王司马玮从荆州带兵进了洛阳。杨骏向来恐惧楚王司马玮，对此事不加阻止。贾皇后有了楚王司马玮的支持，在291年3月，贾皇后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洛阳全城戒严，要楚王司马玮领军保卫皇宫，围攻杨骏府第。杨骏为人胆小懦弱，事件发生时谋而不决，司马玮军火烧其府第，杨骏逃到府中马厩被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芷的皇太后位置，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292年，杨太后因没有食物8天后饿死)。又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至此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八王之乱始末[编辑本段]贾南风与汝南王司马亮之争过程简述各派系领导人物派系支持者及部下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司马亮与卫瓘共同执掌，但贾南风对未能独揽政权不满意，串通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负）汝南王司马亮、元老大臣卫瓘（胜）皇后贾南风、楚王司马玮291年，杨骏被杀后，朝政大权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大臣卫瓘共同执掌，楚王司马玮因杀杨骏有功被委卫将军兼领北军中侯（注：守卫京城北部的禁兵），贾皇后的亲戚也担任了要职。但各人之间还是勾心斗角。贾皇后对未能独揽大权也不满意。司马亮与卫瓘对楚王司马玮掌握禁军甚为忌惮，计划夺其军权，遣司马玮回其封国，此举引起司马玮的愤恨。于是司马玮靠向贾南风，贾南风封司马玮为太子少傅，让他可继续留在京城洛阳。而后贾皇后指使晋惠帝下手诏给楚王司马玮，令他宣布司马亮与卫瓘图谋不轨。司马玮率军包围二人府第，司马亮认为自己一片丹心，不抵抗，众兵不敢杀之。司马玮下令，“能斩亮者，赏布千匹。”，才有人杀了司马亮。卫瓘也在这场政变中被杀。[编辑本段]贾南风灭司马玮独揽大权过程简述各派系领导人物派系支持者及部下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贾南风对司马玮也很忌惮，以司马玮伪造手诏的罪名处死他。然后独揽大权。（负）楚王司马玮岐盛（胜）皇后贾南风张华、裴頠、裴楷、王戎、王宫、贾模、贾谧、郭彰司马玮杀了司马亮及卫瓘后，司马玮友人岐盛劝其乘机扩大权力，司马玮犹豫不决。另一方面，贾南风认为司马玮的权力太大，亦想灭之。在杀了司马亮的第二天，她与晋惠帝用了张华的计谋，派中将军王宫到司马玮处宣布司马玮伪造手诏。司马玮的部下闻诏后多放下武器散去，司马玮束手就擒。过后，以司马玮伪造手诏害死司马亮，卫瓘的罪名，将其处死。其友人岐盛也被夷三族。由此朝政大权被贾皇后掌控，她的亲戚党羽多被委以重任。例如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母舅郭彰这些亲党。贾皇后还起用当时名士张华为司空，世族裴頠为尚书仆射，裴楷为中书令，王戎为司徒，她掌权后的几年内，即公元291年至公元299年的七、八年间，由于有张华，裴頠，裴楷，王戎等四人共掌京城机要，贾皇后的亲族如贾模等人与张华等四人也还算合作，政局还算稳定。
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16年（291～306）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先是，统领禁军的赵王伦联合齐王冏起兵杀贾后。永元年（301），赵王伦废惠帝自立。赵王伦篡位后，镇许昌的齐王冏起兵讨伦，镇邺的成都王颖与镇守关中的河间王颙举兵响应。洛阳城中的禁军将领王舆也起兵反伦，迎惠帝复位，杀死赵王伦。齐王冏以大司马入京辅政。太安元年（302）底，河间王又从关中起兵讨冏，洛阳城中的长沙王乂也举兵入宫杀齐王冏，政权落入乂手。太安二年，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合兵讨长沙王乂。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乂所败。次年正月，洛阳城里的东海王越与部分禁军合谋，擒长沙王乂，将其交给河间王颙的部将张方，被张方烧死。成都王颖入洛阳为丞相，但仍回根据地邺城，以皇太弟身份专政，政治中心一时移到邺城。东海王越对成都王颖的专政不满，率领禁军挟惠帝北上进攻邺城。荡阴（今河南汤阴）一战，被成都王颖击败，惠帝被俘入邺，东海王越逃往自己的封国（今山东郯城北）。与此同时，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16年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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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熙元年（290）晋武帝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即位后，皇后贾南风（即贾后）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于元康元年（291）与楚王玮合谋，发动禁卫军政变，杀死杨骏，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亮和元老卫瓘手中。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当年六月，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然后反诬楚王玮矫诏擅杀大臣，将玮处死。贾后遂执政，于元康九年废太子遹，次年杀之。从此，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简单的说，就是分封制造成的王权的不集中所造成的结果。我相信上面那些摘抄的答案你是没闲心看完也没多大意义的。
，“八王之乱”的爆发主要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我以为就是晋武帝在世时安排的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我们知道，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情况下，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要靠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其中皇帝与宰相，皇帝与地方长官，皇帝与统兵大臣相互关系等具体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备。第二，要靠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重要的是，拥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皇帝有威望、有才干，统治集团也愿意为皇帝鞠躬尽瘁，如果中央集权制度尚未臻于完备程度，则无论如何认真实行，也超越不了历史阶段而高度集权。臣属、地方必将保有相当大的权力。反过来，制度不管如何高度完备，如果统治集团不能认真实行，特别是没有一个有威望、有才干的皇帝（皇帝年幼时则为辅政大臣）控制大局，督促实行，一切就都会落空，制度就等于具文，高度集权的目的同样无法达到；不仅如此，根据皇帝和统治集团的无能状况，中央集权制度将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爆发政变或分裂割据战争，造成持续的政局混乱。西晋初年，上述两个因素基本具备。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统一全国，本人有统治才干，威望也比较高，所以能够推动整个统治集团继续实行汉魏以来的制度，把至高无上的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保持住政局的稳定。同时，当时“土广人稀”[60]，土地问题不严重；晋王朝颁布了占田法、户调式，罢免了州郡兵，赋税徭役也不十分沉重，所以整个社会生产是向前发展的。前引干宝《晋纪总论》和《晋书·食货志》的话就是证明。当然，如所周知，晋武帝和他下面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比较奢侈腐化[61]，会不断加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从现有史料看，到晋武帝死为止，这些矛盾还远没有达到激化或接近激化的程度。如果晋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不十分愚蠢，是个中人之才，或者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具有相当的威望与才干，能够基本上控制政局，西晋王朝肯定还将继续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直到统治阶级进一步腐朽，生产关系死死地束缚住生产力使之无法发展，各种矛盾激化时为止。然而继位皇帝和接受顾命的辅政大臣的情况远非如此。晋武帝在世时，根据当时的制度和舆论，可供选择的继位人有两个。一个是惠帝司马衷。他是晋武帝杨皇后所生，上面有个哥哥早死，下面诸弟又都太小，所以泰始三年被立为太子，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但他是个白痴。因而从晋王朝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不少大臣主张废掉他，比较突出的是卫瓘与和峤。《晋书·卫瓘传》：“惠帝之为太子也。……瓘每欲陈启废之，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瓘托醉，因跪（武）帝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瓘于此不复有言。”又《晋书·和峤传》：“峤见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62]另一个可作为继承人的是齐王司马攸。他是晋武帝的同母弟，按照传统制度，是不该他继位的。但他在统治集团中比较有威望、有才干。《晋书》本传称他“才望出武帝之右”，过去晋文帝司马昭多次要立他为太子，因晋武帝是长子方才作罢。所以到晋武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攸”。即便不作为皇位继承人，也希望能留齐王攸在京师辅佐惠帝执政。《晋书·王浑传》：上书甚至说，如嫌齐王攸一人辅政权太重，为防万一，可“与太尉汝南王亮、卫将军杨珧共为保傅，干理朝事。三人齐位，足相持正，进有辅纳广义之益，退无偏重相倾之势”。考虑总算很周到了。在这二者之间，晋武帝如何选择？一方面对齐王攸十分猜忌，从太康三年起，接连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离开京师。这就不但表示决不以他为皇位继承人，而且也把他排斥于惠帝辅政大臣之外。对这一措施，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不论同姓异姓，如征东大将军王浑、扶风王骏、光禄大夫李熹、中护军羊琇、侍中王济、甄德，都曾极谏。《晋书·王济传》：他还使妻常山公主及甄德妻长广公主入宫见武帝，“稽颡泣请帝留攸”，以至武帝大怒说：“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将王济贬了官。因为听说赶走齐王攸是杨珧出谋划策的，羊琇和北军中候成粲甚至“谋欲因见珧而手刃之”[63]。这都说明这场斗争非同小可，十分激烈。齐王攸本人当然不愿意走，“愤怨发疾”。于是以此为理由，“乞守先后陵”，请求不就国。晋武帝又不许。虽然表面上装作友爱，派御医去诊视，但“诸医希旨，皆言无疾”。结果攸“疾转笃，犹催上道”，终于“欧血而薨”[64]。这既表明晋武帝一意孤行，决心极大[65]；同时也表明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时，即使君主干的事明显地会危害整个封建统治利益，周围大臣都看到了，但谁也阻拦不住。另一方面晋武帝又想方设法为惠帝稳稳当当继承和巩固皇位作准备。第一，为太子护短：一次在平吴前。《晋书·惠贾皇后传》：由于卫瓘等主张废太子，晋武帝便召集东宫官属，举行宴会，“而密封疑事”，送东宫太子处等他回答。太子不会，贾妃竟命给使张泓起草答案，由太子抄一遍交卷。晋武帝看后很高兴，“先示太子少傅卫瓘，瓘大踧踖”。我们知道，东宫官属包括卫瓘经常与太子见面，太子水平如何应了如指掌，有何必要考给他们看呢？而且既要考试，为何不当面进行，而竟让太子在东宫里回答？很明显，这是纵容弄虚作假，以便炮制出一篇考卷来塞群臣之口。其所以要考给东宫官属看，就因为他们最了解太子情况，太子的笑话多半是他们透露出去的，需要公开考这么一下，暗示他们今后不要乱说了。这一点恐怕东宫官属都清楚，晋武帝也知道他们清楚。但这一层薄纸谁也没捅破。这就是卫瓘为什么“大踧踖”的真正原因[66]。另一次护短是在平吴之后。《晋书·和峤传》：因为曾说过太子“不了陛下家事”，有一天晋武帝便对他以及荀顗、荀勖说：“太子近入朝，差长进，卿可俱诣之，粗及世事”。然而见了太子回来，“顗、勖并称太子明识弘雅，诚如明诏”[67]，而和峤仍倔强地说：“圣质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其实，太子肯定没什么变化，所以晋武帝自己也说得很不理直气壮：“差长进”，“粗及世事”。他希望的是：三个人能“希旨”，说两句好话，造造舆论，谁知和峤仍直言不讳，使自己下不了台，然而这是事实，无可奈何，只能“不悦而起”了[68]。这两件事说明，晋武帝为了坚持传位惠帝，不惜自己哄自己，还要求群臣和自己相互哄骗，已经顽固到了何等程度！第二，宣扬皇孙聪慧：《资治通鉴》卷八二太康十年条称，皇孙司马遹（惠帝子）五岁时，一次宫中夜失火，晋武帝站在楼上观望，“牵帝裾入中，曰：‘暮夜仓猝，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帝由是奇之。尝对群臣称似宣帝（司马懿），故天下咸归仰之”。据说，“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无废立之心”。姑且不论失火时五岁小儿说这番话是否可信，即便宫廷薰陶加上本人聪明真说了这番话，也终究只是一个孩子，对惠帝的统治济得甚事？何况长大后很不成材，“不好学，惟与左右嬉戏……”，“爱埤车小马，令左右驰骑，断其鞅勒，使堕地为乐”。官属杜锡谏，竟“使人以针著锡常所坐毯中而刺之”。这种品行，晋武帝在世时应已多少有所暴露[69]，这个皇孙究竟可恃到什么程度，恐怕晋武帝自己也会打问号的。然而“恃皇孙”这一思想其所以始终不变，除了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外，恐怕就是晋武帝要以此给自己坚持传位白痴多找一个借口吧。第三，替太子安排辅政大臣：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托付得人，或许不至于发生后来那样的风波。然而晋武帝托付的却是杨骏和汝南王亮[70]！杨骏是晋武帝的岳父，侄女皇后杨艳是惠帝亲母，杨艳死后，女儿杨芷又继为皇后。《晋书·杨骏传》：“素无美望”，但却被晋武帝“超居重位”，任为侍中、车骑将军，和两个弟弟珧、济一起，“势倾天下”。尚书褚、郭奕上表警告说“骏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晋武帝不听。病危时杨骏又被任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辅政大臣。他在晋武帝死后“为政严碎，愎谏自用，不允众心”，“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固然，据本传，晋武帝愿意托付汝南王亮和杨骏两人，由于杨骏和杨后乘晋武帝病危之际耍了手段，方才专任杨骏一人。但汝南王亮是什么人呢？是否他若参与辅政，局面就不会象后来那么糟呢？恐怕未必。因为汝南王亮也是个庸才。据《晋书》本传，在他的历史上战无不败。曾仕魏为东中郎将，“讨诸葛诞于寿春，失利，免官”。入晋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又在抵御羌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再次免官。大概因为是晋武帝的叔父，辈分高，所以后来又当了“宗师”，专对司马氏宗室“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显然这是个无法安插而又不能不安插的无能之辈！这从晋武帝刚死时他对杨骏的态度也可看到。《资治通鉴》卷八二永熙元年条：亮为杨骏所排，由太尉、录尚书事出为豫州都督，出镇许昌。尚未离京，武帝死，“畏骏，不敢临丧，哭于大司马门外”，后听说杨骏要讨伐自己，“问计于廷尉何勖。勖曰：‘今朝野皆归心于公，公不讨人而畏人讨邪！’亮不敢发，夜，驰赴许昌，乃得免”。一副软弱无能的样子，暴露得相当充分。这样的人，即使不为杨骏所排，恐怕同样对当时政局无能为力，这从杨骏死后他被推出辅政而又轻易为楚王玮所杀[71]，也约略可以推测到。从杨骏和汝南王亮的情况，必然要发生这样一个疑问：晋武帝为什么要找这一对宝贝辅政呢？是不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恐怕未必。因为无能的汝南王亮是晋武帝亲自处理安排的，绝不可能忘掉。而就杨骏说，不但早已有人进谏说他“小器”，不可重用（见上），而且他“以后父超居重位”后的十多年中，未对西晋的文治武功出一谋，划一策，立一功，这一点晋武帝应该也是清楚的。所以我认为晋武帝用这二人辅政，不是糊涂，而是有意识这样安排的。对于杨骏，晋武帝看中的可能正是他的“素无美望”和无能，因为在“宗室殷盛”的西晋，尤其在晋武帝作了周密布置之后[72]，杨骏除了老老实实辅佐外孙惠帝之外，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当然，“宗室殷盛”而让外戚辅政，肯定会引起宗室的不满与愤怒，所以又拉上汝南王亮。亮当过“宗师”，平庸无能而辈分又很高，晋武帝取他恐怕也正在这两点。因为这样既可抚慰司马氏之忿，而又不必担心象齐王攸那样可能发生篡夺的危险。《通鉴》卷八一太康三年载，晋武帝在下诏逼齐王攸就国的同时，马上任命汝南王亮为太尉、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这一方面固然为了平息舆论对逼走齐王攸之不满，另一方面恐怕就已打算今后让汝南王亮当辅政大臣了，所以要以他为“太子太傅”。在晋武帝心目中，安排这样一个宗室来与外戚杨骏互相配合，而不偏任，惠帝的江山就十分稳固了。后来当杨骏独揽大权，排斥汝南王亮时，傅咸曾建议说：“夫人臣不可有专，岂独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亲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为援，所谓唇齿相依，计之善者”[73]。虽然强调的是二人应和衷共济以趋吉避凶，却从另一角度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晋武帝安排的意图。然而晋武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万没有想到“愎谏自用”的杨骏竟敢于排斥汝南王亮，连弟弟杨济的话也听不进[74]；而懦弱的汝南王亮也就听其摆布，束手无策。更没有想到，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西晋统治集团中，怎能容许由两个庸才来给白痴皇帝辅政实际上等于掌握全部皇权，而不觊觎，而不争夺？何况杨骏又排斥了汝南王亮独掌大权，给了人以口实？就这样，晋武帝出于偏心，继位人选错了，辅政大臣也挑错了，一场丑恶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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