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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新政是否真的对国家有利?

时间:2010-3-13 专题:王莽改制
王莽鉴于西汉末年政治、社会、经济混乱,即位后遂实行一系列变法,其政治措施,大多是托古空想,不合时宜。至于社会改革,多能针对时弊。经济方面,则二者兼备,如五均六筦,颇能配合时宜;但其货币改革,难免脱离现实。
王莽变法失败的原因
王莽在思想上,接近现今的社会主义,其作风勤恳,励精图治,颇有名君之风范,可惜其变法过于泥古不化,仅14年便告全盘失败,新朝也随之灭亡。原因有下列各项:
一、过份复古不合时宜
王莽的社会改革,本意是复井田制,但因土地兼并已成定局,何况井田制本为一理想中的制度,未必存在,且只可行于地广人稀的地方;东汉荀悦、南宋马端临等都有批评。王莽醉心古制,不顾一切实行,致令社会经济倒退。政治上的改革更是不必要,他一心复行古制,官名屡改,工作却不变,根本全没意义,其重行封建,更是违反了数百年来中央集权国家的趋势。故过度复古是王莽变法的致命伤。
二、过份自信与重法
王莽出身儒生,重视理想,重法而不重人,所以集中精力于制度的规拟,却忽略实际的施行问题。《汉书;王莽传》载:「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里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贫贱日甚。」他只埋首于制法,其它政事却一概不问,明显是矫枉过正。亦由于他认为制定则天下自平,遂使法令特别繁琐;因重视制度,故颁布的法令便越多,对一个松弛惯了的农业社会来说,尤其是黄老思想曾经发生作用的时代,更不宜法令太繁,故王莽「制定则天下自平」的想法,实在不明当时的形势。
王莽的过份自信,亦为其失败的一大关键。凡改革事业,必须有其专责的干部,方能有所成就。但王莽称帝后的重要措施,全赖自己与数个宦官而已,即尚书亦不得闻问。《汉书;王莽传》谓:「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以致「莽常御登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拘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卫卒不交代三岁矣。」可见独揽大权所引致的效率低落程度。这样改革自无成功可能。
三、赋税、刑罚严苛
王莽创行许多新税。新朝末年,对人民诛敛更甚。史载:「作货布后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税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传令百姓代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而枯旱蝗虫相因。」令「关中死人十之六七」。这情况比西汉末年并没改善。其实,王莽于租税政策的失败乃在于名目太多,又取之过急,使人民骤然感到租税的负担加重,遂引致暴乱。
此外,王莽为急于推行王田制与私属制,乃以严刑处罚犯者,致有「坐买卖田宅、奴婢,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而一般处罚方法是把犯者没为官奴,但这又与其解决奴婢的政策相矛盾。
四、缺乏治国策略,纯属书生政治
王莽谦恭下士,获一时好评,但在政治运用上,却显得虚伪与沽名钓誉。也许因他太好名,故常忽略客观的现实环境,如明知古不可复,却醉心《周礼》,定要以周公自居,处处要复古,最终发现此路不通。此外,他的失败也在于缺乏毅力,改制是一艰巨的事,但王莽行新政,一遇挫折便宣布停止,使前功尽废,亦徒增滋扰。加上他执行不善,见害而不见利,失败自是必然。
五、货币改革破坏社会经济
货币是交易媒介和价值的尺度,故须单纯划一,且有健全制度,汉武帝以后,五铢钱已为人民所惯用,但王莽却禁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复用古代货币,而且推行政策摇摆不定,种类也太繁多,致百姓不能使用,遂仍旧沿用以往的五铢钱,当王莽下令强制使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复杂货币时,社会经济就发生混乱,通货膨胀严重,「王莽末,天下蝗旱,黄金一斤易粟一斛」,终演为政治上的危机。王莽死后,竟然恢复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可想象当时货币混乱的情况。
六、社会各阶屑不满,触发暴动
1.引起富豪不满:王莽的王田政策,对豪族甚为不利,因此豪族反对政府甚力。如起兵讨莽的光武帝刘秀,本是富豪地主出身。史载其「性动于稼穑……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多为小盗。光武避吏于新野,因卖谷于苑。」于饥荒时尚能卖谷,可见他不仅是地主,更是一大地主。追随光武起事和其它起兵讨莽的地主也很多。地主在中国的力量极大,如果政治上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则政权难以稳定,这是王莽失败的一大原因。
2.引起官吏不满:王莽于摄政时,已令年老的州牧、太守等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以便注入新进人才,若善于运用此「致仕(退休)制度」,则为善政。王莽登位前,除三公月俸为4至6万外,九卿、州牧、太守等原官阶在二千石以上者,月俸为16000至2万。但王莽即位后,官俸皆改为数千,令官吏生活困难。下级官吏则甚,这令「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禄,而私赋敛,货贿上流,狱讼不决。」这固然影响变法的推行,亦使官吏对王莽政权极为反感。
3.引起人民不满:五均、六筦本对人民是不可多得的经济政策,能够平均财富、裁抑豪强、制止兼并,但行之不久,却成扰民之政;因为王莽用以主持六筦的官员,都出身于豪强家,如子伸、张长叔等,故利民之制成为扰民之法,引起不少人民反对。
七、妄启边衅,四夷俱叛
王莽彷周之封建废除王爵,凡汉代所封的四夷君长,一律降号为侯,改玺为章,如匈奴称「降匈服于」,高句丽称「下句丽」,四夷君长大为不满,先后作叛,刺杀汉使。始建国三年(11)匈奴作叛,王莽派12将,率兵30万,分十道讨伐匈奴;高句丽亦因征发问题而作乱;西南夷的句町也因贬号致叛,王莽又出兵讨伐。由于长期用兵,军队长驻于边地,加上管理不善,军队扰民极甚,《汉书.王莽传》载:「是时诸将在边,须大众集,吏士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大都督、大奸猾、擅弄兵权者,皆便为奸于外,扰乱州郡,货贿于市,侵渔百姓。」如此,内地、边疆皆成乱局,改革固然无法推行,对社会经济的打击亦大。
八、天灾频仍,民变四起
从天凤四年(17)起,国内连年发生旱、蝗之灾,灾情最严重的是青、徐、荆三州,由于朝廷不能善后,使三州饥民由散漫的游掠变为有组织的叛乱。当时「富者不得自保,贫者无以自存,起为盗贼,依阻山泽,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广。」当时起事的有青、徐二州的樊崇(在莒起兵),即赤眉兵;又有源于荆州的王匡所率的绿林兵;尚有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
有说王莽改制的主要精神及动机是复古,但其失败的主因也是过度复古而忽略实际。亦有论者因而批评他盲目复古。诚然,王莽的崇古是较为过份,但如配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一并考虑,则发现其崇古也是无可厚非,皆因当时儒家学说盛行,儒家倡导最力的是「法先王」,故常时一般人心目中皆不免有些复古意识;王莽身为一儒者,所作的托古改制完全合乎儒家的理想,在当时儒家学说充斥的气氛下,也并非甚么创新及惊人之举,故近人评他盲目复古,固然有一定原因,但却不了解当时的环境,因而对古人作出苛刻的批评。
本人认为没有什么有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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