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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1951年3月10日刊载的何兹全《王莽》一文认为，王莽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王莽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作者指出，西汉季年，统治阶级腐败，土地问题严重，农民和奴隶的暴动，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刘家王朝，早已丧失了信心，他们祈望能有一个人出来挽救地主阶级****，因此，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他凭借外戚的有利条件，比他人更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点，掌握了****。由于王莽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使他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针对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的，因而获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邓广铭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1952年1月25日《进步日报》）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的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两项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畸形，致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要求有一种改良措施加以缓和，借以稳定整个地主阶级的权益；由于刘姓****腐朽无能，已不足以负荷缓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个新的统治****继起。王莽就是顺应这两种要求而掌握****，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的。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1979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徐志祥在《王莽改制的再评介》（《齐鲁学刊》1980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莽改制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应该具体分析。
作者指出，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不是象《中国史稿》所说的，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而是一种打着“托古”旗号的限田方式。作者也不同意《中国史稿》否定王莽对西汉奴婢制度的改革，他强调指出：王莽把奴婢制度的改革放在与土地问题相等的地位，证明王莽已经认识了奴婢问题的严重性；王莽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虽然没有行通，但他揭露奴婢的悲惨境遇却是可取的；王莽试图解决奴婢问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作者还指出，王莽在财政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改制措施，除了“赊贷”之外，并不是王莽的发明，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史槁》对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否定王莽的财政经济政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1981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推行王田制，绝不是导致王莽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真正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而动摇他统治基础的，主要是屡改币制和轻启边衅二事。
作者指出，王莽屡改币制，目的虽然是为了打击大商人和兼营商业的豪强地主，但在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汉社会，扰乱了货币制度，也给一般平民带来了不便和损失，因而使他们对王莽****丧失了信心。王莽对外用兵、轻启边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乘机一举吞灭四周各族，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永除边患。结果，随着国内的混乱和对外战争的频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灾情严重的地方，终于暴发了农民起义，初期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的目标。直到刘氏豪强地主集团混入农民起义队伍，才打起反莽复汉的旗号，而对王莽改制早怀不满的各地豪强，也乘机起而响应，可见王莽****是亡于地主豪强集团之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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