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一本书上写过王莽是一个社会主义改革家，只是因为他太超前了，所以无人理解导致失败！虽然有些夸大，但是也是有道理的！如果他成功了！也许在南北朝时候中国会进入资本主义国家，在宋朝时候中国有望进入社会主义国家！
和勾践一样的人物
如果成功了，历史就会被改写，就是王家的天下，而不是刘家的天下王莽改制为什么会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王莽改制期间出台的一些政策违背了客观规律。如“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并按井田制重新分配。在这里王莽着意于立即消除土地兼并，初意未始不善，但这一政策违背了当时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规律，这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再如币制改革恢复已被历史淘汰的原始货币，直接违反货币发展规律，徒增货币流通的障碍。其次改革过急过速，容易采取一些过头的政策措施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致使改革失地社会基础。如王莽将奴婢改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官僚、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一条卖身为奴的生路。第三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对不恰当的改革措施强制推行，引起普遍不满。如币制改革中以小易大，以轻换重，所铸大泉，重不过12铢，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要当五铢钱50枚用，所铸重一铢的小泉，却要与五铢钱1枚相等。如此不合理比值的存在，就难以禁止盗铸私钱。王莽只得实行诸如“以私铸钱死”、“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等严刑酷法来强行禁止。但是，政策强制对于经济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所以不管王莽把政治强制强化到何等程度，依旧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当然的改革措施终究得不到贯彻。另外，王莽还多次挑起同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试图转移人民视线，结果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
王莽时穿越的的人，只是从不上历史课
王莽评价的传统及其历史变迁——兼论王莽改制与《周礼》的政治实践
有关王莽的评价问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指出：“关于王莽这个人物，在今日仍有许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有关王莽的史料都只是后汉时代所写下来的。”[1]美国学者毕汉斯也指出：“由于缺乏材料，世人只知道王莽之治的主要概况，这就是他的政策引起很多争论和误解的原因。”[2]
确实，从传统史家的角度来说，最初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材料，就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上中下三卷，还有《汉书·食货志》所记载的“王莽改制”的有关内容。这些记录就成为后世史家和现代研究者了解和分析判断王莽其人其事的基本材料依据所在。在基本史料亦即王莽的出身、政治生涯及其政治行为、获得政权及其托古改制等史实的记述，以及后世史家在史实判定方面没有太多出入的基础上，针对这些史实的解读和解释，还有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又成为评价王莽的品格及其改制之成败得失的重要方面。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于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来说，首先可以区分出古代史家与现代研究者两种不同的视角，其次就是涉及对王莽获得政权性质的定位，王莽的人品与性格的褒贬，王莽改制的动机、依据和效果，王莽改制失败原因的总结等方面的议论和评价。
本文旨在一方面就以往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及王莽改制的定位和评论进行的粗略的回顾和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将笔者在考察《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时对王莽改制与《周礼》的政治实践问题的梳理和评述。所以本文即由四个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第二部分是其他历史人物对王莽的议论和评价，第三部分是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第四部分是王莽改制与其对《周礼》的政治实践的述评。
一、传统史家所言及正史所记对王莽的评价
从东汉班固的《汉书》之后，历代史家和官修正史都有不少关于王莽评价的记录，似乎还没有看到有褒扬和肯定王莽的话语出现。1，东汉班固《汉书》且看班固对王莽的总体评价：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历世之权，遭汉中微，国统三绝，而太后寿考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推是言之，亦天时，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皆炕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蛙声，余分闰位，圣王之驱除云尔！
解读上述班固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班固对王莽起于外戚之家时的道德品行，以及辅政成哀之际时的表现，是以《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来判断的，就是说王莽是表里不一、骗取名望，“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第二，班固认为王莽是在非常的历史之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盗之祸”的，而且是“窃位南面，处非所据”。“篡盗”、“窃位”，这就是班固对王莽获得政权的基本定性。第三，班固就王莽政权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的批判，真可谓是奋笔疾书，非议至极，无以复加。
此外，在《汉书·诸侯王表序》中，班固也有对王莽获得政权的情势所作的描述和评论：
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殚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权，假伊、周之称，颛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价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若根据清代四库馆臣的见解，《汉书》列传部分的编次也是含有寓意的。《四库提要·汉书》有云：“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
另外还有，“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班固《两都赋·东都赋》）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的人品多以“虚伪”、“奸诈”，对其获得政权也多以“篡”、“窃”、“盗”、“贼”、“作逆”等词语而书之。应该说这些都是属于道德评价范畴的，反映了评论者在政治上的正统观和道德观。
2、魏晋南北朝
西晋陆机(261-303)《五等诸侯论》有云：“远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览董卓擅权之际，亿兆悼心，愚智同痛。”[8]
梁武帝萧衍《责贺琛勅》有云：“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莽亦终移汉鼎。”[9]
梁徐陵《奉使邺都上梁元帝表》有云：“蚩尤三冢，宁谓严诛？王莽千剸，非云明罚？”[10]
3、隋唐
唐太宗李世民《金镜》有云：“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11]
吕温(772-811)《诸葛武侯庙记》有云：“当汉道方休，哀平无罪，王莽乃欲凭戚宠，造符命，胁之以威，动之以神，使人忘汉，终不可得也。”[12]
李宗闵《随论下》有云：“昔者王莽尝为徳化矣，不问可否，语必援经；不量人心，动必据古。于是天下烦溃，从而丧之，此不知变之祸也。”[13]
白居易(772-846)《有木诗序》云：“余尝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媕娿、图身忘国如张禹辈者，见惑上蛊下、交乱君亲如江充辈者，见暴狠跋扈、壅君树党如梁冀辈者，见色仁行违、先德后贼如王莽辈者，又见外状恢宏中无实用者，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14]白居易《放言五首》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鑚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簒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15]对此诗的后四句，宋赵与虤撰《娱书堂诗话》称：“此诗乃二十八字史论。”
李山甫《读汉史》诗云：“四百年间反复寻，汉家兴替好沾襟，每逢奸诈须挼手，真（一作直）遇英雄始醒心。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沈，当时虚受君恩者，谩向青编作鬼林。”[16]
周昙《王莽》诗云：“权归诸吕牝鸡鸣，殷鉴昭然讵可轻，新室不因崇外戚，水中安敢寄生营。”[17]
4、宋元
范仲淹(989-1052)《推委臣下论》有云：“汉髙祖招纳群英，有将将之权而取天下，至于子孙，不知祖宗之谋，而独委霍光，又独委王凤，至于王莽，皆有大祸，西汉遂倾焉。”[18]
石介（1005-1045）《根本》有云：“王莽之夺，汉终不亡，民心未去也。……王莽夺取，汉已亡矣，而民尚思汉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兴。”[19]《徂徕集》卷六《杂文·是非辨》有云：“以邪为正，则王莽见用矣。”《徂徕集》卷八《杂文·救说》有云：“汉祚微，王莽簒，道大坏也。”
欧阳修(1007-1072)《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有云：“谶纬之书，莫知所自起。王莽笃好之，其下遂相与诈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乐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簒汉天下，盖乱臣贼子之言也，而托诸孔子。”[20]欧阳修《问进士策》言及《周礼》是否可行时说到：“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又说：“王莽尝依古制更名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恶加于人者虽非一，而更田之制，当时民特为不便也。”[21]
富弼（1004-1083)《保业》有云：“汉为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盗之十有七年而复为汉。”[22]
程颐（1033-1107）《程氏经说》卷二《书解》有云：“如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23]
苏轼(1037—1101)《宋襄公论》有云：“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簒。使莽无成则宋襄，宋襄得志亦一莽也。”[24]苏轼《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有云：“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25]
郑樵（1103-1161)《周礼辨》有云：“若夫后世用《周礼》，王莽败于前，荆公败于后，此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之过也。”[26]
王十朋（1112-1171）《除侍御史上殿札子》有云：“先君有雠而复之者，孝也。夏少康灭浇，以复后相之雠；汉光武诛王莽，以复刘氏中绝之雠是也。”[27]
朱熹（1130-1200）说：“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为王莽矣。”[28]又说：“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29]
张栻（1133-1180）《西汉儒者名节何以不竞》有云：“王莽簒窃之日，贡符献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洁者，班班仅有，见于史也。”[30]
吕祖谦(1137-1181)《读汉史手笔》有云：“传曰：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王莽不学寒浞，而暗与之合，岂奸臣授受一道邪。”[31]
华岳（？-1221)《上韩平原诗》云：“汉地不埋王莽骨，唐天难庇禄山躯。”[32]
黄震(1213-1281)《读周礼》有云：“《周礼》始用于王莽，大败。再用于王安石，又大败夹漈以为用《周礼》者之过，非周礼之过，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者，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轻试。”[33]
元汪克宽（1304-1372）《越国公论》有云：“王莽以外戚受封新都，遂窃国柄，视弃君如土梗弁髦，而因以毙之。”[34]
元姚燧《汴梁庙学碑》有云：“至汉平帝始封谥褒成侯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誉，将遂其奸谋也。”[35]
5、明清
方孝孺(1357-1402)《与友人论井田》有云：“王莽之乱，非为井田也。欺汉家之老母而夺其玺，称制于海内，海内之人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变奋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乱，莽亦诛死。于井田何有哉？”[36]方孝孺又说：“王莽能窃汉之位，而不能使海内之民一日忘汉之徳，力可以服人身，而不可以服人之心，智可以扰人纪，而不可以灭天之道。”[37]
薛瑄（1389-1464）说：“武帝下推恩之令，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奋其奸；魏仍汉末之失，宗室踈远，而晋得以窃其国。”[38]又说：“如王莽之徒，窃人之国，皆引先王之事以文其奸，即庄子所谓儒以诗礼发冢者欤。”[39]
丘浚(1420-1495)《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三有云：“若王莽假之以祸天下，王安石窃之以促国脉，皆《周礼》之罪人也。”
黄绾(1477-1551)《上西涯先生论时务书》有云：“西汉倾危之势，不绝如线，光武乃以一旅中兴，盖人未厌文景之徳，王莽不得以革天下之心，邦本固也。”[40]
彭辂《国脉论下》有云：“昔汉之时天下之气尝昌矣，王莽者出，借六艺，文奸言，以箝天下之口，以弱天下之气，而汉亡。”[41]
夏言(1482-1548)《申议天地分祭疏》有云：“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42]
霍韬(1487-1540)《与夏公谨书》有云：“王莽之学，一传而得宇文泰，再传而得王安石。然而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输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丰熈宁棼棼如也，犹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为大冡宰，尽行《周官》之法，其嗣遂为周天王，然犹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43]
杨慎（1488-1559）说：“以乡愿窃相位胡广也，以乡愿窃天位王莽也。”[44]
顾炎武（1613-1682)《日知录》卷十九《巧言》条下有云：“有王莽之簒弑，则必有扬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禅代，则必有潘勖之九锡。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又《日知录》卷六《妻之党虽亲弗主》条下，在解释《礼记·杂记下》所记丧礼的规矩“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宰）之”时，顾炎武说：“此文以姑姊妹发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夫之丧也。夫宁使疏远之族人与邻家里尹，而不使妻之党为之主。”并进一步引申说：“圣人之意，盖已逆知后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权，行居摄之事而篡汉家之统，而豫为之坊者矣。”
孙廷铨（1613-1674）《限田论》有云：“夫为治不本人情而好为高论，动以法古为名，甚则为王莽，不甚则王安石，只以厉民而已，曷足尚哉？”[45]
姜宸英（1628-1699）说：“夫自古簒窃之臣若王莽、（司马）懿、（曹）操父子，俱未尝亲杀其故主也，至陵零贼杀，自后禅授之际，习以为常。”[46]
朱彝尊（1629-1709）说：“王莽之闰汉，朱（温）全忠之簒唐，其罪贯盈。”[47]
陆陇其（1630-1692)说：“不顾土宜，不揆时势，而惟一切之法是为，则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者耳。”[48]
李光地（1642-1718）说：“后羿之恶，诛之者不必夏家；王莽之奸，何必夷自刘氏，《春秋》之法，人人得而讨之。”[49]又有《读史》诗云：“嬴氏何其愚，欲使文字埃，六丁收不去，二酉锢将来，王莽饰六艺，犹蒙严笔裁。”[50]
蓝鼎元（1680-1733）说：“平生最恶曹孟德……王莽、李自成之父，皆将以帝称之乎。丕虽自帝，亦莽自成之侪。偶学者不帝莽、自成，而独帝丕，盖狃于前人之误，未及改正。”[51]
刘开（1784-1824）《持盈论》说：“王莽之包藏祸心，而始皆悦之者，以其下人也。”[52]
纵观历代对王莽的评价可以看到，确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基本都持批判、贬斥、痛骂态度，一致认为王莽是乱臣贼子，集中谴责他篡汉自立，违反‘忠君’的封建道德。”[53]似乎只有程颐所言“王莽、司马懿，若使终身居卿大夫之位，必不起簒逆之谋，而终身为才能之臣矣”，在态度上有肯定其才能之意。其他则无论是从其人品到其获得政权，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和采用贬斥的笔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面列举的议论和评价当中，常常将王莽与董卓、曹操、司马懿、安禄山、朱温等人相提并论，反映出在历代史评方面对这些人物是有着一致的评判标准的。而且，在论及用《周礼》而改制或变法时，又将王莽与宇文泰、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均被视为实践《周礼》而失败并招乱的典型人物，而开启端者，王莽才是罪魁祸首。
三、现代史家和研究者对王莽的评价
现代史家及研究者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基本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贬斥和批判性的评价，一种是肯定和理解性的评价，一种是略显平和中庸的评价[54]。在这里，笔者选择了自20世纪20年代到近年、包括日本和西方学者著作在内的21个著述例证，集中摘录这些著述中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相关议论的片断，并按照其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加以列举和比较，以见各家的观点和立场。
1、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1922年）[55]
此文对王莽是很有所肯定的。胡适说：“王莽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至今还没有公平的论定。他的贵本家王安石虽受一时的唾骂，却早已有人替他伸冤了。然而王莽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我近来仔细研究《王莽传》及《食货志》及《周礼》，才知道王莽一班人确是社会主义者。”胡适认为：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之制，“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目的都是‘均众庶，抑兼并’。但当那个时代国家的组织还不够完备，这种大计画的干涉政策，当然不能一是收效。”胡适又说：“可以知道当日的政治家确能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精义，六管都是民间的‘公共用具’私人自做，势必不能，若让少数富贾豪民去做，贫民必受他们的剥削。社会主义者所以主张把这种‘公共用具’一切收归社会（或国家）办理。这个意思即是王莽的政策的用意，那是无可疑的了。”胡适还说：“可怜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生性‘不能无为’，要‘均众庶，抑兼并’的人，……两千年来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
2、钱穆《秦汉史》（1931年）[56]
该书第七章为“王莽之新政”，其内容为第一节“王莽之篡汉”下有“外戚地位之凭籍”、“王莽自身之名誉”、“王莽居摄前政治上之措施”、“禅让论之实现”和第二节“王莽始建国后之政治”。对于王莽政权，钱著是以“禅让”这一古老理想的政权交接方式来定性的。他说：“汉室传世二百载，而王莽篡位，开后世以禅让的天下之始。”至于王莽改制，钱著则说道：“王莽锐意复古，欲举秦汉以来二百余年相沿之成法，一变而返之于诗书六艺所称述之上古。然亦不二十年而覆亡。”（269）具体的来看：
（1）有关王莽获得政权，钱著认为，“王莽所以得举世人心之归向，而安移汉祚于庙廊之间”，并不只是在于其“门第之鼎盛，制行之谨饬而已”，“盖莽之所以震动一世之视听，而得时人之信仰者，尤在其对于政治上之主张。”（272）
（2）关于“王莽所抱政治理想”，钱著认为：是在“当时以时平世泰，奢风日炽。而制节谨度之意，实一时上下所共希”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思潮下酝酿而来的，“并无足异”。“惟莽出王氏极盛之门第，而奉王（吉）贡（禹）书生谨节之论，修己治人，坚守敢为，此则不易得耳。”
（3）针对王莽改制，钱著指出：“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其本原皆出于王（吉）贡（禹），而其病则在拘古。”（278）钱著还指出，汉儒有两大“至高之论”，一是“论灾易，而发明天下非一姓之私，当择贤而让位”；再一是“论礼制，而发明朝廷措施，一切当以社会民生为归，在上者贵以制节谨度，抑兼并齐众庶为务”。但是，“前者为说，往往失之荒诞。后者之立论，又往往失之拘泥。”又说：“前说尊天，后议信古，而此二者，皆使其迷暗于当身之实事。”说到王莽与此之关系，钱著认为：“莽之为人，荒诞拘泥，兼而有之，竟以是得天下，而亦竟以是失之。”（291）钱著还认为：“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百年最大待决之问题。贾（谊）晁（错）董生（仲舒）极论于前，王贡诸儒深唏于后。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及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谊）晁（错）董生（仲舒）以来，迄于王（吉）贡（禹）诸儒之所深慨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此不可为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291）
（4）对于王莽的史评，钱著又说：“是王莽一人之成败，其所系故以至巨。至于其人之贤奸诚伪，犹是对于王莽一人身后之评骘，可无斤斤焉深辨为也。”（291）
3、翦伯赞《秦汉史》（1944年）[57]
在此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西汉政权的崩溃”题下的“西汉政权的腐化与王莽改制”部分，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论如下：
（1）对于王莽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及其作为，翦著写道：“王莽在圣经贤传中最感兴趣的，是周公辅成王而后来却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受命辅成王之后，常以周公自命。总想把周公即于王位的故事，在他身上重演一次。同时他看到汉家的天下正在土崩瓦解，渐至不可救药；而孝元皇后与平帝，又是孤儿寡妇，可以欺侮，于是大有驱寒治天下而有之的野心。为了要实现篡窃的阴谋，在平帝在位的五年中，王莽即以各种的方法进行权力的集中。……为了控制宫闱，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王莽又善于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王莽知道以阴谋篡窃他人的天下，为舆论所不许，而舆论的根据是圣经贤传。于是他鼓励经学家刘歆搜罗整理旧经，是为古文经，以为他的篡窃事业寻求根据。”（306-308）
（2）对于王莽的获得政权，翦著评论说：“从王莽篡汉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乱臣贼子，无不把仁义道德挂在口上，用圣经贤传作为自己犯上作乱的掩护。……王莽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篡窃者的符号。两千年来，在道德的法庭之前，遭受了历史价值残酷的裁判。”
（3）对王莽改制，翦著有评论说：“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当王莽篡窃天下以后，眼看他所接收的天下已经陷于崩溃决裂的现象，而且他知道，这种现象是从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地方爆发出来的，即由于土地兼并而引致之农民流亡所致。他知道，为了抢救土地所有者的政权，已经不是减租、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所能奏效；他认为要将当时矛盾百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也许是有效的。于是而有王莽的改制。”（310）又说：“王莽的改制，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复古运动。例如他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如官职、宗庙、社稷、封国车服、刑罚等的改革，无一不依照《周礼》上的名称。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文章，王莽改制之最主要的部分，是经济制度的改革。王莽对经济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打击商人地主之土地兼并、物价垄断和高利盘剥，以期由此而缓和农民的‘叛乱’，使土地所有者的政权转危为安。像这样一种违反商人地主利益的政策，当然要碰到商人地主的反抗，为了制止反抗，所以王莽不能不把《周礼》做他改良政策的旗帜。《周礼》是圣人定的制度，谁要反对新政就是反对《周礼》；反对《周礼》就是反对圣人；反对圣人，就是名教罪人，就应投之四夷以御魑魅。所以我说王莽的复古，是执行改良主义的一种手段。”（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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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的王莽就其宗族而言，应该说是出身豪门：他父亲虽然早死，但他的几个伯父、叔父在汉成帝时代一个个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可谓显赫之极。
但王莽本人的小家却是寒微之极：父亲早逝，只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但也正因此，王莽从小就养成、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少年老成之极。无论心中多么难过或气恼，但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他都表现出十分愉悦、平和的样子，因此颇为宗族中众人赏识。
有一次，他的大伯父病重，他得知后跑来，守候在病人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惟悴不堪，简直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对此，台族上下无不夸赞，纷纷上书，为他请求封赏。
于是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成了皇帝身边一位近臣。地位高了，权力大了，但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益发谦恭有礼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穷贫、轻财好施。而自己生活却十分俭朴，常常吃荤菜，更不穿长袍大袖的礼服，只一身短打扮。于是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举他以代。皇帝及众大臣都认为最适当不过，于是，才仅仅三十八岁的王莽，便当了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
正当他仕途顺畅之极时，汉成帝去世，汉哀帝上台。汉哀帝排斥王家。为了避祸全身，王莽忍痛辞官家居，那一段时间，他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怒骂、暴跳、哭嚎、惨笑，为多年用心付之流水而痛苦不已。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汉哀帝在位不久就去世了，而且皇族无后，连个主持丧事的男人也找不到。于是，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就凭当年印象，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并又重新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相当于丞相，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顿时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重新掌权的王莽决心利用这次时机，大显身手。他草草处理完哀帝丧事后，提议让年仅九岁的刘（彳+干+亍）为皇帝。太皇太后对他是言无不听，于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继位。而实际权力则自然由王莽独享。此刻的王莽心里很不平静：汉朝自开国以来，已历十一个皇帝、二百余年。近几十年内，几个皇帝都是庸才，大臣又多贪鄙，国困民穷、怨声四起，可见大汉气运将尽了。目前大权既已在握，应当仁不让了！
不过王莽并不莽撞,他深知贸然行事只会“欲速则不达”。于是，一场场由他导演并担任主角的戏逐次开演了。
汉平帝元年，正月新春，王莽率百官到长乐宫长信殿给老太后贺节。礼拜完毕后，有越裳国使臣请求晋见太老并献宝。
“赵裳国在什么地方？”老太后问。
大司徒孔光道：“远在西南蛮夷之地，距中原千山万水，久不同朝廷来往了。”
“难为他们远道而来，传见！”老太后道。
于是两个青帕裹头、银饰遍身、脚穿草鞋的人进来，一个人捧一只金丝编的鸟笼，里面各装一只洁白如雪、纤尘不染的白雉。拜贺后，把白雉献与太后。
王莽一见，喜笑颜开地冲太后行礼致敬：“古书曾载越裳国献雉的事，乃国家祥瑞的兆示！今日又献白雉，我汉朝大喜大庆必将来临！”
群臣齐跪拜高贺：“万岁！”
老太后高兴起来，笑着问：“贵国可有国书？”
那使臣送上国书给王莽，王莽又呈给老太后。
“老眼昏花的，我看不清这些小字儿，大司徒给读一下吧！”太后道。
大司徒孔光于是当众朗读起来：
“小国之君欣闻大汉皇帝新立，大司马王莽辅政，感奋莫名，不期周公之贤才再见于中国，成康之治必重显于当代。敝国地小民贫，无以为献，谨以白雉一双，聊表敬意。”
周公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国功臣，成康之治则是周公辅佐周成王开创的为历代历朝称颂的圣明政治局面。据史书载：只有那时，曾有越裳国献白雉于朝的事。
孔光读罢，马上跪拜启奏：“周公有道，故能致远方之人。今大司马迎幼主、辅朝政，功德堪与周公并列，才又有白雉进献之盛事吉兆。臣请太皇太后顺应天意人心，赐大司马‘安汉公’称号，并厚加赏赐，以奖功褒德！”
古代封赏大臣分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公”为第一等。春秋时，所谓“公”就是一国之君主，如齐恒公、晋文公等。所以自秦朝以后，历代皇帝封赏臣子，最高只是“侯”而已。开始众朝臣一怔，后来见与王莽亲近的手握大权的几个朝臣已跪下拜请，为保官存身，也接二连三跪下来，一齐请太皇太后降旨。
没容太皇太后说话，王莽惶然不知所措地也跪下来，大声道：“越裳献雉，全因太皇太后德高望隆；国家兴盛，亦是臣与孔光、王舜、甄丰等众大臣在太皇太后指导下，共同致力所至。臣岂可独享其功？！恳请太皇太后褒奖孔光等众位朝臣！臣为太皇太后骨肉之亲，报效朝廷乃臣之天职，当隐而不提！”
孔光等人争辩道：“赏有功而褒有德，乃朝廷之大法，岂能因骨肉之亲而不行？！”
众大臣越推举，王莽越是推让。双方争执不下。太皇太事感慨不已：多年只见大臣贵戚们争权夺利，哪有这班朝臣这种谦让奉公的美德？正考虑应如何处理时，王莽道：“臣誓不受封。若不如臣之所请，臣便告退还家！”
老太后只好降诏：“成全大司马居功不傲的古君子之风；孔光等人各加官一级、赏万户。”
孔光等人骤然间又升官、又发财，喜出望外。对王莽更是感激涕零，于是跪拜不起再次启奏：“大司马功高泰山，若不显扬功德，臣等死不受赏！”
于是老太后不顾王莽再三推辞，下诏道：“以大司马、新都侯王莽为皇帝太傅，总领百官，位在三公之上，赐号曰安汉公，赏二万八千户，不得辞让！”
王莽匍匐在地，声音哽咽：“太皇太后隆恩，臣不敢再辞。但臣谨收太傅、安汉公称号，二万八千户，臣实在不敢受。近年天灾频繁，百姓衣食不济；待百姓衣食丰足，臣再受不迟。”
众大臣无不感动，连太皇太后也为自己这侄子的高风亮节感动得泪流满面。
王莽辞去二万八千户的赏赐，又乘机奏请封赏刘生姓皇室子弟数十人，连那些退休在家的老病官吏，也一一都予以赏赐。太皇太后自然无一不准。于是，朝廷上下到处是对王莽的感恩戴德之声。可谁又知道：那不远万里送到京师的白雉竟是王莽令地方官花重金招诱越裳人所致，连那封国书也是按他的意思所写。而仅此一事的策划与实施，就花费了足够几万饥民十年的钱粮呢？！
紧接着在这年冬天，乘国内大旱、灾民遍野之机，王莽又大张旗鼓地上书：献钱百万、私田三十顷，以助灾民。安汉公一带头，谁敢不献钱献地？于是平日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们也纷纷以个人名义，把巧取豪夺的百姓血汗钱贡献出来以响应安汉公的义举。属员代他宣传：天灾民困，安汉公坐不安席，已半年不吃肉食了！于是，招引得太皇太后连连降旨，劝他为国为民，必须吃肉云云。于是，国内百姓，无不顶礼膜拜，视王莽为千古难对的圣贤！！
用这种手段，把与王莽关系密切的大臣甄丰也蒙住了，当众感叹不已：“安汉公节义操行，古今罕有其比！”
只有王莽的岳父、大司徒孔光知内里：“安汉公将富有天下四海、永享尊荣，何惜区区几十顷田土、片刻的素食！”
其实，就连孔光也不知道，王莽夜深人静时，当只与最亲近的妻子相对时，大鱼大肉，狂嚼大咀，又何尝有过半日的素食？！
紧接白雉事件后，国内怪异连连出现：一会儿是远在三千里外南海中的黄支国献独用犀牛啦，一会儿是越国江中出现黄龙啦，一会儿是羌族所在地不种地而禾苗自生啦，一会儿是苗岭山寨不养蚕而自茧自成啦……总之，都是祥瑞的兆示、吉庆的象征，都在预示国家将有令人庆祝的大变动。
王莽此时却更加谦恭谨慎、礼敬有加。每逢四时八节，他便安排车驾请老太后巡游郊野。老太后数十年间深宫居住，见厌了青砖灰瓦、高墙重楼，一旦见到市井人烟、青山绿水，欢喜异常。又有王莽预先安排好的众多百姓的歌功颂德，满耳全是喜庆赞美之声，老太后更是高兴。王莽又预备大量钱财布帛，任老太后随意赏赐百姓，自然一阵又一阵召来前后左右的感恩戴德之声。太后身边的人也得到王莽大量贿赂，无不在老太后面前夸赞王莽……从此，老太后更加信任王莽，索性把全部朝政放手交与王莽独自处置。
转眼过了两年，汉平帝刘（彳+干+亍）已经十一岁，于是王莽又把自己十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为皇后。为此，朝廷赏赐王莽两县二乡的土地和一万万钱的聘礼。王莽又以救济灾民为由拒绝接受。对此，九州臣民简直把他视为亘古未有的圣贤！由于他的退还土地、拒绝钱财，还引起了全国“公愤”：据说全国上书为他再次请赏的达407572人之多！几乎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于是，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赞颂王莽的高潮。当然，这高潮的掀起，到底是百姓发自内心，还是各地官吏有意制造，就只有天知地知了。
王莽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称颂狂潮，却一副诚惶诚恐模样，上书老太后道：“臣才智低下，常恐举措失当、有负圣恩。臣民谬奖，愧不敢当。惟愿更尽忠心于太皇太后。一旦天下富足昌盛，臣自当退隐林泉，为贤者让路。
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让路，反让两个阻碍他获取更大权势的人死掉了。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亲儿子王宇，一个是他的女婿、汉平帝刘（彳+干+亍）。
原来王莽把刘（彳+干+亍）迎进京为帝之后，却不许他的母亲卫氏进京。因为他认为：亲不亲，自家人。一旦卫氏进京，她的两个兄弟卫宝、卫玄必在朝中掌握大权，自己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卫氏一家、包括皇帝刘（彳+干+亍）怎样要求，他坚决不准，生生拆散刘（彳+干+亍）母子，死死抑制卫氏兄弟。
这事引起王莽儿子王宇的忧虑：父亲如此，必结怨于卫氏一族。一旦皇帝亲政，则王家必遭不测。父亲只顾眼前、不虑今后，等于为王家埋下了祸根。于是王宇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在外地任职的卫宝、卫玄，联络感情、互称朋友，并劝他们主动写奏章给太皇太后，要求进京；一方面又看父亲王莽动辄以天意鬼神吓唬欺弄臣民，便也想以这种方式点示一下父亲自身，就派人在夜里到家门口泼猪血、狗血，想以此说明天神亦责怪父亲的无情。
不料，王宇与卫氏兄弟通信的事及在大门上泼血的事，全让王莽知道了。他十分震怒，立刻在深夜把王宇及王宇的夫人叫到面前，冷冷冰冰道：“你身为朝臣，私交外藩，知罪吗？！”
王宇大惊，没想到父亲一下把调子定得这么高，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王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莽。
王莽轻蔑地一笑：“王氏的久安？哼，你懂什么？！”接着板起脸，以公事公办口气道，“我受太皇太后重托，辅佐陛下，主持朝政，决不枉法徇私。来人哪！”
几名武士应声而进。
一见王莽要动真的，在场家人及属员都吓了一跳，忙跪下为王宇求情。
王莽睬也不睬，冷漠地对王宇夫妻道：“自作孽，不可活。你们也休怨我。”接着仰天长叹：“老天、老天！我王莽何其不幸，生此不肖子孙！”
王宇明白再求情也没用了，为了保自己、求权势，父亲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前两年就因此残酷地杀死了哥哥王获。于是王宇说：“为保全父亲美名，儿甘愿一死。只是儿妻现有身孕，即将分娩，求你亲饶她一命，使儿的这一点骨血得以留存。”
不料王莽冷酷道：“与其再生个不肖的孽种，倒不如不生！”
王宇愤怒之极，跳脚骂道：“你这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贪权揽势的奸臣！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骗尽天下人吗？！你早晚要自食恶果！！……”
就这样，亲生儿子、儿媳及儿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残杀了。接着，他以此为借口，把“联接朝臣、谋求不轨”的卫宝、卫玄等人也拘捕杀害。又广为牵涉，一举杀死所有对自己有非议、不顺从的朝臣与地方官员。此案，死者上千，海内为之震惊！
除尽了挡他夺权的人，王莽渐渐露出本相，在朝中开始为所欲为。
汉平帝刘（彳+干+亍）毕竟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自然十分想念母亲。一日早朝，他壮了壮胆，对虎踞在身边的王莽道：“安汉公，春节即至，朕要母后进宫一叙天伦之乐，请你安排一下。”
王莽脸色顿时沉下来，“不令卫皇太后进宫，乃是太皇太后的旨意，皇帝不得任性取闹！”
平帝恼了：“什么太皇太后旨意？还不是你说了算？你不接，我就不会派人去接吗？！”
此言一出，满朝皆惊：既惊讶小皇帝竟敢当面顶撞王莽，又惊恐此举后果不堪！
不料王莽却没生气，静静看了汉平帝一会儿，忽然起身躬腰：“本朝以孝立国，陛下思见母后，以敬孝道，乃为臣的楷模。臣即刻安排就是。”
众大臣暗自长舒一口气，放下心来。
不料，第二天，正当皇帝祭天地、举行腊日大典时，内监匆匆跑来报告：“皇帝有病，不能前来，诏安汉公代为祭祀。”
王莽惊问何病，内监答：“昨夜食麦粥后，突然腹痛不止。”王莽大惊，急切责备：“都是你们侍奉不周所致。还不快请太医？！陛下若有不测，定将你们治罪不赦！”
内监赶紧跑回内宫。
于是王莽代祭。他登台履行仪式后，忽然流泪祷告：“臣王莽警告皇天众神、历任先帝，大汉天子不幸身染疾病，臣忧心如焚。天子聪明睿智，孝亲爱民。圣躬康宁乃我朝万民之福。上苍若真有所责于本朝，但求降灾病于莽一人之身！臣愿代天子受病痛之苦，以报朝廷对莽之大恩！”说着，哽咽气阻、涕泪纵横，一副为皇帝有病难过的神态。
朝臣无不为王莽言行所感动。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十四岁的汉平帝就一命归天了。而饮的那碗置其于死地的麦粥，则是王莽特意遣人进献的……
此刻，太皇太后对王莽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但无奈其羽翼已成，势力绝顶，也只有叹息的份儿了。
之后，王莽又假造什么上天、天帝有所昭示：一会儿在某地挖出个“安汉公当为皇帝”的石碑，一会儿某地百岁老翁梦见天帝告诉说王莽当做天子。太皇太后虽已看透这套把戏，但无可奈何中也只能把王莽从“安汉公”进为“摄皇帝”、“假皇帝”。于是，除在太皇太后面前还称臣外，王莽已是货真价实的皇帝了。
但王莽仍不满足，他还要当一位名正言顺、不折不扣的真龙天子，要在一切人面前称帝，要一改汉朝年号，而立自己的新朝。
对这种要求，太皇太后再不能答应了。她愤怒嚷道：“我这个汉家老寡妇，就是死了，也不能把传国玉玺给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我要玉玺陪葬，亲手交给汉家列祖列宗，你休想得到它！”
没有传国玉玺，皇帝就不算正式。所以王莽一时也不敢对太皇太后怎样。
但不久后的一日黄昏，忽有一黄衣黄冠的人携一铜柜闯入汉高祖刘邦的神庙，告诉守庙官吏：“这是高祖皇帝命我带来的，要当朝开启。”说罢，转身而出，倏忽不见。人们大为惊骇（其实，黄昏时分，又穿黄衣，于黄风呼吼之际，自然出门就会失去形影），立刻将此事报与王莽。
王莽捧着这铜柜，升朝议事。当着群臣的面，打开铜柜。里面有一帛书，上书“赤帝刘邦传位策书”。内中宣告：王莽为真命天子，汉运已衰，太皇太后不得逆天意、一意孤行。
汉高祖刘邦是汉朝开国皇帝，乃是汉朝最高权威、最大祖宗。谁敢违抗？！于是，王莽稍作谦逊之后，便捧着这无尚的策书，来到太皇太后这位“汉家老寡妇”面前。
“此高皇帝旨意。今日若不交玉玺，太皇太后死后怕就难进汉家陵墓了！”王莽道。
老太后没想到，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侄子竟如此诡诈狰狞，当时气昏了过去。
王莽兴冲冲捧起传国玉玺，再次升朝。找了个身份不明的小孩儿充作汉代最后一位皇帝，与自己举行“禅让”大典。就这样“名正言顺”又“神圣庄严”地，王莽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野心，当了皇帝，建立了“新朝”。
但不久，新朝就被推翻，王莽也落得身首异处，连舌头也被人分而食之。由于所有真相终于暴露于世，所以，王莽非但没留住当朝臣时骗得的美名，反而千古以来，落下了“大奸”的恶号。
王莽是个敢想敢做的人,然而他的做法不切合实际.我觉的他是一个像傅利叶和圣欧文似的空想家．
http://baike.baidu.com/view/20658.htm
乌邦托式的理想
他的做法没有几个人理解，更没有人赞同，所以大家都打到王莽
一个悲剧式的理想主义者！
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堪称当时混乱时局坚守个人道德的典范，甚至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犯罪的儿子；为了实现改革社会的理想，真正做到了通宵达旦，夜以继日的辛劳，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当时各个阶层的利益需求，所以不但大地主阶级反对他，平民百姓也不能理解他，以至于死后遭到众人争食其肉的悲惨结局！
中国历史——王莽篡汉新朝(公元8-23)
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河北大名县东)，出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红极一时的外戚王氏之家，他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但父亲王曼早死，未能受封，接着哥哥去世，由他担起全家生活的责任，莽极为孝顺母亲而有声名，尊敬嫂子，照顾侄儿，生活俭朴，平日博学多览，手不释卷，学习「礼经」，拜陈参为师，为人谦恭有礼，结交社会贤达俊士，折节力行，宗族称孝，师友归仁，为一时人望之所寄。
随着年龄的增加，社会历练的增长，王莽体认到除读书之外，还须伯叔父的帮助，因而对伯叔父刻意的恭顺，官居大司马的大伯父王凤生病时，莽亲自煎药尝汤，守在榻前数月，不眠不休，比王凤的儿子还孝顺，王凤临死前告诉妹妹皇太后王政君，要她照顾王莽。在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拜莽为黄门郎，稍后拔为射声校尉(掌管善射武士的军官)。
西汉自中叶以来，皆以外戚辅政，元帝皇后王政君，历佐四世六十余年为天下母，莽以姑母为凭借，初以谦恭下士，勤俭廉朴，收揽人心，后以爵位益尊，节操益谦，常把自己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分给宾客，甚而卖掉车马，救济穷人，朝野上下皆赞王莽，声望之高，超越了伯叔父。
公元前二二年，莽二十四岁入中枢开始作官，办事认真，对人更加恭敬，叔父王商上书成帝，愿把封邑部份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三十岁，封莽为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侍卫近臣)。而莽之伯叔父凤、商、根相继为大司马辅政。成帝之世，王氏为侯九人，为大司马五人。公元前八年，王根病重，举荐莽代替大司马之位，成帝接受了，莽时年三十八岁。莽作了一年多的大司马，成帝就病死了，太子哀帝即位，母亲定陶丁皇后派的外戚得势。莽不得不请辞下台，退居新野(河南属地)，闭门读书，一面注意朝廷动态，等待机会，准备东山再起。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家奴，莽逼子自杀偿命，莽此举得到人们的好感。
在新野三年，多人上书为他反平。在公元前二年，莽获允回京居住，来年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收了玉玺，召王莽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百官奏书也由莽处理；此时莽四十五岁，一夕之间，莽成了国家最高行政的执行人，莽一上台就清除了丁傅外戚的势力，立王箕子为平帝，还为平帝祖母冯太后及东平王昭雪，迅速果断的行动，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为推行以后的新政奠基础。来年太皇太后赐给莽为安汉公，类似周公受封的封号，莽假意推辞再三，接受了名号，却把俸禄转给二万八千人的封赏，大家皆歌颂王莽的恩德，此时正值公元纪元一年。四十八岁莽立女儿为平帝后；长子王宇因吕宽案，被莽逼自杀，牵连数百人，莽之同党即上书说，安汉公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作八篇诫书与孝经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书目。四十九岁莽被封为宰衡，其地位在诸侯王公大臣之上；此时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增加各经博士的名额，由一人增至五人，广建学校、宿舍，使有才干之士纷来京师，京师顿时文教昌盛，因此得到汉廷儒生的拥戴，群臣上书说，周公设礼作乐需七年，而莽只用四年天下就升平，莽因而加封九锡，莽此次却没谦让。
平帝元始五年，平帝病，莽以自身祈祷上天代平帝病死；但是平帝却死了。立孺子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叫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为摄皇帝，自称「予」。此时莽五十一岁，值公元六年，年号称为居摄元年，翌年，东郡太守翟义及槐里人赵明、霍鸿起兵反莽，声势浩大，莽派王邑平息，称帝之心浮现。此时谶纬禅让之说盛行，符命、图书，层出不穷，如「求贤让位」、「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天告帝符，献者封侯」，莽则大加利用，献符命的人，皆得丰厚赏赐，有名哀章之人，更献上金匮策书至汉高祖庙，大意言莽为真命天子，表中有十一人都有官衔，次日莽则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国号新，称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莽年五十四岁。从安汉公—宰衡—假皇帝—真皇帝其计八年，中国历朝除了贵族革命及平民革命之外，另开篡夺之例。
莽做了十五年皇帝，欲有所作为，动引经义，对周礼等三代政治为理想，变法大肆改革，号为新政，却是复古；首定国家经济政策，立井田制度，奴婢私属，五均赊贷，六筦政策，即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利用公权力控制市场经济，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下至人民养生嫁娶，官室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皆依周礼，一系列改革，充满理想；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奉行不得其人，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且改革步骤太快，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王田」、「私属」，影响了大地主，官僚及商人的利益，加上刘姓宗室失去权位，自然引起不满和抵制。莽看不起边疆诸国，野蛮无文明，削王为侯，致使边疆乱起，不得平息。
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莽叫百姓煮草根为酩以代粮，无效，饥民起而暴乱，赤眉、绿林军相继揭竿而起，莽军相继败于赤眉及绿林军，在昆阳之战以四十余万军不敌万余兵力的刘秀，莽自此而衰。在公元二三年，地皇四年，莽率群臣至南郊，举行哭天大典，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绿林军另一支劲旅起事军仍攻入长安，城中少年向应，攻入渐台，商人杜吴杀了王莽，校尉公宾斩其首，起事军将首级悬于宛市之中，莽死。成为两汉之间的异类，代罪羔羊。依史上莽死为六十八岁。
王莽之政治失败，史上评为改制无方，食古不化，不诚无物及人心思汉等。
王莽所建立的新朝不被正史所承认他的新朝只有21年在历史中是并在汉史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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