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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朝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有没有向山西的票号借过钱,有没有利息
借过，讲好有利息，结果本钱也没全。
乾隆年间，晋帮兴盛达到了顶点，晋省也就成了清王朝载派劝捐助饷最重的省之一。乾隆时大小金川起义，因财政拮据，大肆向两淮、浙江、长芦、河东各盐商劝捐助饷，山西河东盐商捐银“一百一十万两”。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又一次向晋省富商勒派，先派定218万两，皇帝“因捐数过多，抵尝收银一百五十万两，其余仍着伯麟（山西巡抚）按数发还”。实际上，发还之银被府县官员贪为己有。清朝廷将晋商视为政府财源，凡有财政不足的时候，皆是首先想到晋商，尤其是徽商财力下降之时更是如此。第一次鸦片战争因赔款所需，道光二十三年（1843），向山西绅商派捐“二百余万两”。清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推行捐借政策，咸丰三年（1853）正月底，全国绅商捐银424万两，山西捐银159.93万余两，居各行省之首，占37.65％。这次捐输延续到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山西绅商共捐银303万两，实际交银287万余两。下欠17万余两，实在无力再交。当时有人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捐数逾千万。”经过多次捐输，有些富户家道中落，甚至“赤贫如洗”，再已榨不出钱来了。咸丰年捐输未交的17万余两银子，再过11年，至同治五年（1866）正月，除又收银4.39万余两外，剩下的12万两，“数年来，无论如何追比（逼），汔无分厘提到”。追逼的官府大员，满以为这种追讨未交够的捐输款，可以轻松办成。孰不料，数年竟追不回12万两银。
山西商帮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成为封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提供军饷的工具。晋商中的大商人，如皇商、官商、大盐商、洋铜商等都在政府的财政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政策可谓是一箭双雕，明政府不仅解决了边疆的军粮运送问题，还可以间接地把盐税收上来。山西商人自然也从这种政府组织的政策中获利不少。到了清朝，由于山西商业的繁荣，清政府十分重视山西的商业发展，把这里看作是国家重要的敛财之地，并给予山西商人很大的支持。在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叛乱、大小和卓叛乱、镇压陕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重要的军事活动中都离不开山西商人的影子。晋商为清政府巩固政权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给予了许多财政上的支持。
从以上两点根据来看，就知道，是曾经向山西票号借过钱的。
参考文献：http://bbs.jxnews.com.cn/thread-182667-1-1.html，http://www.jinshang.biz/article.asp?id=13&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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