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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参加了戊戌变法么？
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荣禄与变法的关系，以及政变后的活动，认为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著：《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一、荣禄是反对变法的吗把荣禄归入反动顽固派陈营，认为荣禄是旧党中坚决反对维新变法的元凶，这一看法最早由康有为及其门徒梁启超等人提出。（注：如康有为说荣禄在维新时期守旧、日攻新政，并把政变后的荣禄比作王莽、司马昭、肃顺等奸雄。梁启超致日本外务省官员信件中批评荣禄奉行守旧政策。）既然是由公认的维新领袖作出的评断，那么后来的研究者当然很少怀疑它的权威性，所以这个问题在近百年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虽然也有个别研究成果指出荣禄也有倾向变法的一面，但认为这只不过是他一生中非常次要的部分，对荣禄的评价仍要以其镇压维新运动为主要依据。荣禄真的如康有为等所说，是反对维新变法的吗？本文在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高榷的。既然荣禄“日攻新政”，那么他当然不会对戊戌维新过程中的各种变法主张有好感。但事实恰恰相反。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荣禄出掌直隶总督，正值百日维新非常重要的时期。在私人往来信函中，荣禄多次使用“朝政日新”、“时局日新”等词语来评价当时的变法改革。（注：荣禄致湖北补用道连捷：迩来朝政日新，圣主虚衷采纳，仰见孜孜求治之怀。荣禄致林旭：朝廷孜孜求治，破格用人，诚为非常遭际。荣禄致陈泽霖：目前时局日新。荣禄致奉天军督部堂依克唐阿：目前时局日新。荣禄致候选七品笔帖式世桢：近年风气渐开，人才辈出。荣禄致江西建昌府正堂何刚德：迩来朝政日新。（以上诸信依次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三、三、四、五、六册））赴任后，荣禄深感时艰责重，颇思有所作为。刚到天津任上后，荣禄即致信礼亲王载振：“北洋任大责重，地方河工百务猬集，加以强邻环伺，交涉事件动须要挟，必须相机因应，冀弭衅端。目前海防尤为重要，水陆各军及时整理，练兵筹响，均费经营”。类似内容的信件不下数十封，足见荣禄的重视心情。（注：参看《荣禄函稿底本》第一册至第六册相关信函。）盛宣怀在一封致张之洞的信也可以看出荣禄是主张变法图强的：“在津行时在仲相前密言，内外大臣志在自强者不多，人务须联络一气。仲相深然之，允即与钧处通函，以后好商量办事，并云素来佩服。”（注：荣禄对武科改革是始终重视的。光绪二十四年七、八月间，荣禄给陕甘总督陶模的信中说：“昨读议覆改试武科大疏，指陈利病，筹策无遗，谠论名言，尤深敬佩。”，见《荣禄函稿底本》第二册。）由此可见，荣禄绝对不是反对维新变法的。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荣禄的变法思想和措施。
荣禄不但没有参加戊戌变法，而且在戊戌变法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http://baike.baidu.com/view/386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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