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616年至649年的疆域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但魏征仍据理力争，继续规劝，直至皇帝口服心服，方才罢休。魏征逝世以后，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2。隋开创了大运河，丝绸之路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造就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当时的掌权者李世民的存在。隋朝的科举制度为李世民的选用贤才创造了基础，隋朝建东都，开发的大运河是贞观之治形成的重要原因。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是明君所以有好的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