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戊戌变法的评价
性质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作用起了思想启蒙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
失败原因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采取改良的办法，把希望
完全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
维新派因历史的局限性，还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也还缺乏政治斗争
的经验。
意义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符合
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和进步的意义。
戊戌变法的失败，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告诫人们———资
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一百多年前，同样是处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启蒙运
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又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
运动。
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提倡资本主义的新学，批判封
建主义的旧学，引导人们认识世界发展潮流，号召人们奋起救亡图存，谋求国家
的独立富强。他们学习和借鉴外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
一系列维新变法的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
家。在当时的中国，这都应予以全面充分地肯定，这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向前
迈进的必不可少的一步。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新旧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封建势
力过于强大，变法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戊戌变法给古老陈旧的中国社会所注入
的新鲜血液是不可低估的，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巨大而猛烈的冲击启迪
和鼓舞着人们继续斗争。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行不通，
于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以推翻清朝腐朽封建统治为宗旨的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继之兴起了。
望采纳
原因：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