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中国丧失了近代化社会变革的机遇。到19世纪中叶不仅遭受两次鸦片战争的灾难，同时备受内部太平天国起义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太平天国自1850年起到1868年的14年中的革命几乎推翻了清王朝。以致大清国的命数跌至最低点。

太平天国的起义只是“轮回王朝”的自然演进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2000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改变，农业社会的秩序和正常与否取决于土地的适当分配。在每次社会大动荡之后人口数量巨降，人均土地面积相对增加，为幸存者提供了更多的耕种机会。历经几代和平的时期，人口便不断增长，不免导致人均土地下降，引发民生危机，这种危机没有及时得到官方化解。又引发盗匪和抗捐起义，再次的混乱，征战，杀戮又导致人口大幅度衰减。直到人口与土地再次出现新的平衡。中国自远古至近代从未摆脱这种任凭自然往复演进的程序。孟子言：“大治之后必有大乱”。毛泽东对文革动乱也有“天下大乱最后达到天下大治”的评议。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50年的和平和繁荣。促使人口剧增，清初1.4亿，发展到4.3亿，但土地面积却没有增加。个人的土地日益减少，并集中到更富有的旗人与官庄手中。这四亿人中90%的农民完全没有自己的土地，只靠租用田地耕种为生。地租金高达总收入的30%.乡民如此负重，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入城市。但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向西方国家那样的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近代化加工业，过剩人员没有再就业的正常渠道，便成为社会广泛的动乱因素，形成太平天国起义的社会条件。

太平天国的政治遗产

太平天国的起义过程对中国的政权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促使权力由满人向汉人转移，军事上汉人重兵在握，并大大超过满人。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多省大员公然对抗朝廷的失衡局面，加速了清朝的覆灭。

太平天国激励了汉人反清的情绪。这起没有新思想的农民革命起义，实质上并没有促使中国向近代化社会转型，仍然是王朝轮回的老套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复我中华”的口号来自太平天国革命的激励。他总结洪秀全的失败不足，倡导“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其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思想，在孙中山及其信徒身上得到部分地推行。虽然没有达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水平，但还是较比洪秀全进步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