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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兵变
赵匡胤的篡权、立宋是通过「陈桥兵变」实现的。赵匡胤系河北涿郡人，年青时投身于郭威的军中，及郭威建立后周，乃提升其为东西班行首，成了禁卫军军官。后屡随周世宗柴荣(921年－959年)南征北战，功勋卓著，于显德六年(959年)被任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同年，周世宗死了，子恭帝冲龄即位，由符太后临朝，又是一个孤儿寡妇的局面。赵匡胤任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兼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南)。
这一年冬天，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二州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次年正月初一，赵匡胤受诏将宿卫诸军御之。初三，兵次陈桥驿，军心浮动，将士议立赵匡胤为天子，告之其弟匡义及谋士赵普。初四，天方黎明，匡义、赵普入帐中向胤禀白，众兵把事先准备的黄袍加诸其身，拜于庭下而三呼万岁，拥其为天子。于是赵匡胤乃引兵返回开封迫恭帝禅位，奉其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因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驻在宋州，所以建国号曰宋(即北宋，公元960年－1127年)，定都于开封(即汴凉、东京)。史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雄才伟略的柴荣曾经感叹说：“假如我能再有三十年生命，一定要用十年统一天下，十年休养生息，十年致太平。”只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年仅三十九岁就告别人世，将天下拱手让给赵氏。去世之前，他正在北征的路上，沿途敌军已经望风而逃，许多契丹控制下的城池已经被收复，但柴荣却在此时病倒。
据说病中的柴荣在翻看文件时，曾经莫名其妙地得到一个锦囊，里面装着块木条，上面写着“点检为天子”几字。柴荣顿时警惕起来，对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产生了怀疑。随着病情加重，柴荣准备防患于未然，他让跟着自己出生入死、深受自己信任的赵匡胤取代了张永德的位置。不久世宗柴荣去世，儿子柴宗训即位，即为后周恭帝。虽然柴荣在位只有五年半，但他的文治武功已经为结束割据局面的事业奠定了基础，确为五代时最杰出的统治者。
即位的后周恭帝年仅七岁，不能当政，只能让太后辅佐，国家的政治前途因此笼罩在一片迷雾中。不久之后，北方传来消息，说是北汉与契丹联手前来进犯，恭帝急忙命令赵匡胤率大军前去抵御。其实这只是赵匡胤制造出来的假消息，他率军出发的目标不在北方而在皇城。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赵匡胤的计划悄悄泄漏了出去，京城里人心惶惶，许多人已经在收拾东西，打算逃离即将到来的政权交替。
但后周皇室还被蒙在鼓里，也有一些大臣对赵匡胤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打算在临行前把他除掉，但终因当权者们的麻痹大意而未能施行。赵匡胤安然无恙地率军出了京城，当行军到附近的陈桥驿时，他手下亲兵们就开始执行兵变计划，先是宣扬“点检为天子”这条谶语，随后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又率领着众军士，在一个黎明逼近赵匡胤的寝所大声喧哗。当赵匡胤出帐时，赵光义宣布了将士们打算拥立新皇帝的计划，在兵士们一片“现在三军无主，我们愿意拥立您为我们的天子”的高喊声中，有军官将一件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众将士纷纷拜倒，山呼万岁。
赵匡胤被人们架上了马，接受大家的朝贺。他见时机已到，就揽着缰绳对将士们说：“我有号令，大家都能听从吗？”大家齐声高喊：“惟命是从！”于是赵匡胤就宣布了几条稳定京城秩序的命令：不能惊扰昔日的主人——后周的太后和皇帝；不能怠慢与他同朝为官的后周大臣；进京之后不许擅自闯入朝廷府库和官民之家，更不能趁机抢掠。最后他提醒众人，尊令者将得到赏赐，而违令者格杀勿论。
于是赵匡胤的军队纪律整肃地返回京城，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地铲除了反对派，随后赵匡胤命令将士们回营，他单人独骑进了后周皇宫正门明德门，向仍然对形势一无所知的孤儿寡母们正式摊牌。过了一会儿，将士们押着后周宰相范质等人赶来，赵匡胤一脸悲伤地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迫不得已做了皇帝，还没等范质等人回话，赵匡胤手下的将领就已经手按重剑，在一旁厉声大喝，为新皇帝大造声势。
看到这种气焰嚣张的样子，范质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在短暂的僵持之后，他退到阶下，向赵行礼参拜，其他人也随之拜倒。文武百官们迅速被召集到场，列班站好之后，赵匡胤的谋士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周恭帝的退位诏书，当场宣布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于是赵匡胤被人扶上宝座，接受众人的恭贺，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年号建隆，这一年是公元960年。
虽然赵匡胤本人和宋代的史书里都再三声明他是糊里糊涂当上了皇帝，但实际上谁心里都明白，这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本来就是由赵匡胤本人和他的忠实策划者们一手导演的。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事实上，兵权、实力等等这些绝对的优势，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谋划水平和政治见识，能够将大事化于无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本身就充分地体现了赵匡胤的政治手段。其中较为明显直观，且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兵变之际，赵匡胤曾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从而保证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这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见识。事实上，严格军纪，争取民心，这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五代时的其他兵变者未必全都想不到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在兵骄将悍，“鼓噪哗变”的情形下，要有怎样的筹划和运作才能将这一点落到实处？从所谓的“点检为天子”传言，到莫名其妙地出现又消失的北汉和契丹军队，包括之后以赵光义为首的图谋叛乱者们何时何地行动，都应当是赵匡胤长期准备、预谋多时的严密而成功的政治行为。当然，这出戏的结局也是完美的，一方面赵匡胤的篡位显得名正言顺，一派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气势；另一方面给了后周朝廷一个措手不及，朝廷大臣和京城百姓们也没有受到太多惊扰和伤害。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就这样表面上波澜不惊地结束了，这场政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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