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评价贷款的质量
银行对于放款都要根据要求计提呆帐准备金，一旦发生收不回来的贷款损失，就用呆帐准备金冲消。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具体贷款损失准备金如何计提、计提多少，其决定权并不在财政、税务部门，而是由商业银行参照监管当局的指引和同业惯例自主决定，并单列在营业利润之后作为减项反映。对呆帐核销也由银行自身确定。如，在美国各家银行根据过去若干年（一般为4－5年）呆帐贷款的历史数据、借款人的财务及经营管理状况、贷款的行业和地区集中程度以及贷款逾期时间等因素进行合理计提，各家银行也可以对其认为必须核销的资产进行主动核销，但均应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和一套较为严格的内控机制，以备来自各方面的核查。
国外金融监督当局对银行呆帐准备金政策行使较大的监督权，如制定准备金计提的监管指引和最低参照比例等，虽然指引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监督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提取准备金的方式是在充分考虑谨慎经营和真实评价贷款质量的前提下。如果认为准备金的提留不符合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则采取“道义劝告”或强制性的措施促使该银行加以改进。如，在加拿大，检查总署要对各银行的准备金水平及其评价、测量和控制方面进行经常性的检查，以确保每家银行都有健全的准备金制度，从而可以对一些潜在的贷款风险进行及时的控制。
我国金融机构实行呆帐准备金政策最早是1986年确定的，同国外成熟的经验相比，我国银行业现行呆帐准备金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提取比例偏低。二是提取方式单一。三是提取范围过窄。四是银行对贷款呆帐准备金计提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学到王莽篡权的时候，总觉得王莽是个面目狰狞的武夫，靠武力才夺得政权，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王莽能够夺得政权，完全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政局。
王莽自幼聪明颖悟，敏思多才。他恭俭克己，尽可能去获得名誉，以求人们对他的好感。他孝顺母亲，尊敬寡嫂，养育孤侄，使家庭和睦。他生活俭朴，待人谦恭和蔼友善乡邻，经常受到乡里夸赞。同时他勤奋好学，拜陈参为师，学习《礼纪》，专心研究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策，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掌握了朝廷大权，此时王莽才三十八岁。这一切，都是和王莽的自身努力分不开的。
而当时的政局又为王莽篡权提供了便利。哀帝死，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衍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至此，外戚当道。王莽任用王舜、王邑作为心腹骨干，甄丰、甄邯主管司法刑狱，平晏掌管机要，刘歆主管起草诏书文告，孙建主管军事。同时，王莽用种种手段，铲除了所有的异己势力，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势力。为夺权篡汉扫清了道路。
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随着王莽地位的逐渐增高，王莽企图代汉的野心越来越强烈。
王莽经过多年坚忍不拔的努力，从恭俭克己做起，一步一步从比较低微的人，逐渐升迁，到掌握朝政，最后终于如愿所偿，实现了自己的野心。于公元9年元旦，王莽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成为一朝开国君主，改国号为“新”。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天子宝座，以其计谋，开一代新朝。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王莽因何失败？
据我分析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复古改制。王莽做了皇帝，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下令变法。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等。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评定物价的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使阶级矛盾激化。
二、在国内矛盾激化的同时，王莽为缓解国内矛盾，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这一来又引起了匈奴、西域、西南各部族的反对。战争需要人、需要钱，于是，王莽又征用民伕，加重捐税，纵容残酷的官吏，对老百姓加重刑罚。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王莽自身的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
谦逊有礼，节俭勤奋，虚心学习，苦读经书，仗义疏财。在修身齐家两方面，他都做得相当不错，颇为时人所称赞。
缺点是：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书呆子气。这点，从他实行的新政就可以看出。
个人感觉王莽功不掩过.过是:他篡夺汉朝的江山以后正是人心不稳之时他不是在安稳人心巩固他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的长久与安稳安抚民心.而是在喝酒骄奢淫逸动不动就杀人.还对反对他的人疯狂镇压大肆杀戮.你说人民们在这种暴君的统治系能生活的下去吗,还有人家好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把大家带入战乱,让大家流离失所吃不饱睡不暖.所以就有了反抗.虽然王莽残暴不仁但也有他好的一面.他是第一个支持人体解剖的皇帝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是没有的.虽然谈支持人体解剖是一件好事.但总体来说就皇帝而言我们只能把他定位成一位暴君!!!!!成王败寇王莽
（公元前45～公元23）
西汉末年外戚，新的建立者。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称“假皇帝”。
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下令变法：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推行五均六，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造成经济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恢复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和行政区划等等。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的一生是同两汉之际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时，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制度改革以及农民起义递嬗发生。这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使后世在王莽评价的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分歧。从东汉的班固开始，王莽一直是封建史学家咒骂与讥讽的对象。论者主要是从“王莽篡汉”以及王莽个人品德着眼，对其改制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则囿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资产阶级学者胡适在１９２２年写的《王莽》和１９２９年写的《再说王莽》两篇文章中，说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应该替他伸冤。为此，胡适塑造了一个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假王莽的形象。
解放以来，史学界对王莽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与专著。但这些论述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分歧很大，见仁见智，迄无定论。撮其梗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综合整理如下：
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基本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
《光明日报》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０日刊载的何兹全《王莽》一文认为，王莽是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改良主义者，王莽变法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作者指出，西汉季年，统治阶级腐败，土地问题严重，农民和奴隶的暴动，使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一般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刘家王朝，早已丧失了信心，他们祈望能有一个人出来挽救地主阶级政权，因此，改良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运动便应运而生。王莽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兴起的。他凭借外戚的有利条件，比他人更为容易地爬到了政治上的最高点，掌握了政权。由于王莽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使他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统治阶级的要求，所以他改制是针对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进行的，因而获得了中小地主的支持。
邓广铭在《论王莽的代汉和改制》（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５日《进步日报》）一文中指出，西汉末年的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两项要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过于畸形，致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故要求有一种改良措施加以缓和，借以稳定整个地主阶级的权益；由于刘姓政权腐朽无能，已不足以负荷缓和矛盾的重任，故又要求有一个新的统治政权继起。王莽就是顺应这两种要求而掌握政权，并制定出社会改革方案的。
翦伯赞在《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１９７９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汉末封建贵族集团中一个较有见识的人物。
作者指出，在封建正统史学家的笔下，王莽一直被描写成为一个典型的伪君子、篡窃者而受到谴责和辱骂。实际上“王莽篡汉”这件事对评价王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莽改革，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当西汉统治集团腐烂到发臭的时候，王莽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主要危机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以及大批农民奴隶化，因而提出改制的问题，这不能不说王莽是一个独具卓见的人物。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眼前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整个地主阶级统治，但在客观上是对农民有利的。正因如此，他遇到了大地主、大商人的顽强反对而陷入全盘失败。至于王莽对他的每一项改革，都附会于圣经贤传上的说教，这不是复古，而是托古改制。因为自汉武帝尊儒术、黜百家以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最尊崇的地位，王莽抓住这面旗帜，就可以把他的反对派放在不合法的地位加以制服。
徐志祥在《王莽改制的再评介》（《齐鲁学刊》１９８０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莽改制虽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是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应该具体分析。
作者指出，王莽对西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并不是象《中国史稿》所说的，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而是一种打着“托古”旗号的限田方式。作者也不同意《中国史稿》否定王莽对西汉奴婢制度的改革，他强调指出：王莽把奴婢制度的改革放在与土地问题相等的地位，证明王莽已经认识了奴婢问题的严重性；王莽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虽然没有行通，但他揭露奴婢的悲惨境遇却是可取的；王莽试图解决奴婢问题，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作者还指出，王莽在财政经济制度上所实行的改制措施，除了“赊贷”之外，并不是王莽的发明，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汉武帝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史稿》对汉武帝的财政经济政策予以充分的肯定，而否定王莽的财政经济政策，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萧立岩在《略论王莽及其改制》（《齐鲁学刊》１９８１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推行王田制，绝不是导致王莽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引起农民大起义的原因。在王莽改制的过程中，真正给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而动摇他统治基础的，主要是屡改币制和轻启边衅二事。
作者指出，王莽屡改币制，目的虽然是为了打击大商人和兼营商业的豪强地主，但在经济相当发达的西汉社会，扰乱了货币制度，也给一般平民带来了不便和损失，因而使他们对王莽政权丧失了信心。王莽对外用兵、轻启边衅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想乘机一举吞灭四周各族，建立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帝国，永除边患。结果，随着国内的混乱和对外战争的频繁，天灾人祸纷至沓来，灾情严重的地方，终于暴发了农民起义，初期的农民起义，并无明确的目标。直到刘氏豪强地主集团混入农民起义队伍，才打起反莽复汉的旗号，而对王莽改制早怀不满的各地豪强，也乘机起而响应，可见王莽政权是亡于地主豪强集团之手的。
与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王莽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历史人物。
“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李鼎芳著《王莽》。作者在书中指出，王莽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是属于大地主贵族豪强集团的，是当时腐化的统治集团中贪污残暴的代表人物。
作者指出，王莽生在西汉王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他凭借显贵的出身和皇太后的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豪强集团，用“巧言令色”的行径骗取了中小地主和部分人民的同情，获得了政权，建立了新朝。在新朝统治的十五年中，王莽推行了一连串的复古改制，在经济上，以《周礼》中所叙述的封建初期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婢问题，前者是复古，后者仅仅是形式上的规定，自然都行不通。以小易大，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再配合五均赊贷，使人民不论在交易中还是在贷款中，都遭受深重的剥削。在政治上，王莽也一味地“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地名、官名的更改，频繁琐碎，只能造成无聊的纷乱，毫无实际意义。很明显，王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切改革措施，无不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除了成为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以外，别无可取之处。
《中国史稿》（１９６３年版）认为，王莽是一个企图以复古“改制”来解决当时严重社会危机的悲剧性人物。王莽代汉以后，为了从社会危机中找出一条出路，便进行改制。他企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奴隶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显然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王莽推行的“五均赊贷”和“六筦”法，这些制度基本上都是西汉所原有的。这些办法本来能起到一些抑制豪民富贾的作用，但是在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平均物价的五均，垄断商业的六筦等都变成政府官吏收贱卖贵，从中取利的手段，而贫民根本得不到好处。王莽还屡改币制，而且品种复杂，换算比值极不合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仇恨。
《中国史稿》（１９７９年版）进一步阐发了这些观点，强调指出，王莽是一个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王莽改制是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和措施。
张志哲、罗义俊、郭志坤在《王莽与刘秀》（《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二期）一文中认为，王莽根本不是一个有胆识的改革家，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野心家、皇帝迷。王莽改制，也不是一场具有社会意义的改革，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产物。
作者指出，外戚政治是中国宗法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一大特点。外戚集团不是靠军功，也不是靠察举，更不是靠治绩，而是靠裙带关系得以进入上层统治的，因此，这就决定他们大多是腐化的寄生集团。王氏外戚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腐化的集团。在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作为王氏外戚集团的首领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根本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个人野心同儒家经典中政治设计相结合的产物。理由有四：１．无关国计民生，只是依据《周礼》悉改官名和地名。２．倒行逆施，违反历史规律，例如按井田制的方式推行“王田”制。３．实际办不到，行不通，例如禁止奴婢买卖之类。４．借改制之名搜括民脂民膏，聚敛个人财富，例如乱改币制，实施五均六筦。而且，这一系列改制，都是在残酷的法令下进行的。造成了哀鸿遍地，生民涂炭，“远近俱发”起兵反莽的必然结果。
李竟能在《王莽的经济改制及其经济思想》（《南开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三期）一文中分析了王莽的经济思想后指出，王莽经济思想的主流是复古的。它明显地表现在“王田”制和金、银、龟、贝并行的币制上。反映在政治上则是大搞分封制和按《周礼》进行官制改革等，不仅“制礼作乐”，而且恢复周代“爵五等，地四等”的分封制和世袭制。
王莽，中国古代改革家，有“新政”为证。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文人皇帝太过理想化所以被推翻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