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传播资本主义思想是十分有利的。
戊戌变法是在中国历史上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还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在当时激发了人民的爱国
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1】?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实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进步意义。?
【2】戊戌变法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这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
【3】戊戌变法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一．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2.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
3.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行不通。
三.戊戌变法的结果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回答者：zhuweiwei1539-秀才三级 4-21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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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①在慌乱中的光绪皇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内部，意见从未完全一致。解放初，苏联叶菲莫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部分认定，戊戌变法是反动的，因为它属于改良主义运动，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这个意见在中国史学界的多数人中并没有得到赞同。中国史学界一般承认戊戌变法的改良主义性质，但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作用。至于为什么本质上反动的改良主义会起进步作用，则缺乏充分的理论说明。近年来的研究，兵分两路：一路从戊戌变法的客观历史作用出发，主张摘掉改良主义的帽子，重新定性；一路坚持改良主义的定性，着力揭示其反动的本质。在某些论著中，通过对变法诏谕的分析，论证百日维新中执行的主要是洋务派的政策，载□只不过是洋务派的皇帝，并推论即使维新不被推翻，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成为新洋务派。这，可以看做后一路的重大“突破”。它给人以新的启迪，无疑将有力地推动对戊戌变法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