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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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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王安石变法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2）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3）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2）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3）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2）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3）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变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新法内容如下: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为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加强军队,建立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志革新,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变法中,王安石建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新法内容如下: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为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加强军队,建立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结果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意义
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2）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3）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4）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的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为稳定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整顿、加强军队,建立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原因
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目的
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作用
1、进步性：
（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2、局限性：
（1）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原因
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目的
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作用
1、进步性：
（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2、局限性：
（1）王安石变法是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统治危机。
（2）变法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出发点，农民的处境没有根本改变，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到京城，宋神宗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反变法的全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原来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抽一个当保丁，农闲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比较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点，并谈谈你对改革的认识
相同点：
①背景相同，即社会危机：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冗官、冗兵、冗费，财政困难；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
②目的相同：巩固统治，挽救危机。
③作用相同：都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
④结果相同：旧势力强烈反对，失败。
⑤性质相同：是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进行局部调整的改革。
不同点：
①中心内容不同：庆历新政的中心是整顿吏治，王安石变法的中心是理财。
②措施不同：庆历新政主要在政治上，如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王安石变法包括理财、军事、取士等措施。
③失败原因不同：王安石变法由于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宋神宗死后，新法被废除；庆历新政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失败。
④影响不同：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局面；庆历新政对缓和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时间太短作用不大。
⑤改革程度不同：庆历新政－局部改革；王安石变法－全面改革。
（2）认识：改革必然会遭到旧势力的阻挠，不可能一帆风顺，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措施要行之有效，要关注老百姓的利益。推行改革过程中要用人得当。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①对王安石变法作用持否定态度的有当代学者顾全芳、王曾瑜、季平等,他们都有论文或专著讨论王安石变法。⑤⑧《宋史纪事本末》卷37,《王安石变法》②沈鲤《张太岳集序》③高以俭《太师张文忠公集跋》,载《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④《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⑥⑦⑨《张太岳集》卷16、卷37、卷38、卷41、卷41、卷25、卷34、卷25、卷28⑩《明经世文编》卷100、卷84《韩非子·杨榷》《长编纪事本末》卷68,《青苗法上》《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一》《长编》卷262吕本忠《紫薇杂说》萧少秋《张居正改革》,求实出版社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王临川全集》卷73
摘要本文从“改革策略”、“改革步骤”、“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和同僚的关系”、“改革者信念和毅力”等五个方面,论述了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之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成效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先王”,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了条件。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
您好
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施的积极作用。至宋真宗时，社会环境呈现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局面。然而，于此同时，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酝酿了动摇北宋王朝统治的危机。到了北宋中期，针对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太宗时，土地的集中已十分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至仁宗时，更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至英宗时全国土地总数中的三分之二已经集中在官户，形势户以及僧侣地主的手中，使大批农民失去田产，沦为佃户，遭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他们只有拿起武器，铤而走险。至仁宗庆历之初，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已经是此起彼伏，“一年多似一年，一伙强如一伙”，极大震动了统治阶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陕南商山张海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湖南桂阳监的瑶汉人民起义。
“三冗”构成北宋中叶统治危机的重要内容之一，即“冗官”“冗兵”“冗费”。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官员众多，由于“官，职，差遣”的任官制度，有许多官员只享受俸禄，而无实际职事，此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等待差遣的官僚预备队，宋朝文武官员的俸禄十分优厚，“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采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北宋军队数量与年俱增，太祖时仅有禁军19.3万人，太宗时增至35.8万人，真宗时增至43.2人，仁宗时猛增至82.6万人，全国军队包括厢军在内已有125.9万人。北宋军队数量虽多，但由于实行“守内虚外”等政策和“更戍法”，军队得不到很好的训练，战斗力大大削弱。为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再加上“澶渊之盟”之后，宋廷每年都要想辽和西夏缴纳大量“岁币”朝廷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中尤以军费支出数额巨大，天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真宗末年，朝廷财政收支略有结余，仁宗皇佑元年收支相抵，已无节余，英宗治平二年，已经是寅吃卯粮，财政赤字达1570余万缗。由此可见，当时北宋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深重的外患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改弦更张，变法改革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很多，可分为理财和整军两大类。前者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后者包括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军器监等。总的来看具有进步的作用。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是对富商和地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盘剥农民的行为进行打击，也增加政府收入。方田均税法和免疫法是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政府收入。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生产。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军器监则有利于加强军事力量，巩固边防。
王安石变法的进步意义，这主要表现在：（1）变法措施的推行，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2）王安石变法促进了经济发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3）王安石能够针对北宋统治错综复杂的积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这种勇于改革和敢于斗争的精神，值得肯定。
明太祖朱元璋
1376年，朱元璋废除了元代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审使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这三个部门合称“三司”，统属中央省辖。1380年，朱元璋又借胡惟庸谋反案，对中央机构进一步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一职，由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理政务，听命于皇帝，在政治上增强中央集权。军事上，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在全国设立卫所制度，将军权也集中于上。在司法上，设立大理寺，都审院，刑部合称三法司主管刑狱之事。通过这些改革，朱元璋集大权于一身，有利于明初政治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在经济上，朱元璋鉴于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他多次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并规定3年免征赋税。这些都大大推进了经济恢复的步伐。据统计，明初的15年中，新垦田数共达1.8亿多万亩，占当时全国可耕地的一半。此外，朱元璋还十分注重水利工程的整治和兴修。明初共修陂渠，堤岸5000多处；疏浚河道4100多条；开掘堰塘4.09万多处。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明政权吏治也较为清明，这与朱元璋大力打击贪官污吏、土谊劣绅是分不开的。朱元璋对于胆敢贪污的官吏，经常剥皮示众，并制成人皮囊悬于官府，惩戒官吏，一时间政清人和，据洪武二十六年的统计数字，明初全国户数增长近10倍，耕地面积扩大4倍，农业、工业、手工业都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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