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文章一共有7篇，其中有6篇写于1853～1858年，而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前6篇都是热情肯定“太平天国”的：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热情地肯定了它的革命性质，说：“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

接着在《欧洲的金融危机》《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中均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起义”。在1858年的《英中条约》中，他再次强调了“太平天国”是“中国革命”的说法。

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发表文章支持马克思的观点。

1862年6月，马克思在最后一次涉及“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纪事》中，口气就完全不一样了。文章开头他就说：“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的色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对立”。“显然，太平天国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而“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太平天国”也不例外。金田起义后，他们确实是一支农民起义的革命队伍，也确实做了一些有益于劳苦大众的事。但是，和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没有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加上农民本身的狭隘性，在其建都南京后，就急骤地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先是高层领导的腐败变质和领导集团内的争权夺利，然后就发展到杨、韦内讧，直到石达开的带兵出走，当初的那一点革命性很快就丧失殆尽。马克思正是根据这一变化才作出前后不同评价的。

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马克思就热情地赞扬和肯定它；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马克思又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一成不变地看问题、作结论是形而上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