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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
一代名臣魏征留给我们的思考
来源：河北日报
作者：王英志（作者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
唐初的“贞观之治”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被广为称道的盛世之一，它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开明有为和知人善任是构建“贞观之治”的重要基础，那么魏征的直谏则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特别助力。
一千四百多年前出生于燕赵大地的一代名臣魏征，就像一座文化富矿，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和淘洗，愈发显示出夺人光芒。无论是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还是其“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的治国理念；无论是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哲人睿思，还是其“创业难，守成尤难”的至理名言，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历史选择了魏征
隋朝末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隋王朝的统治堤坝迅速垮塌。此时，饱读诗书、素怀大志的魏征决心投奔义军，想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智慧去建功立业。但终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其文韬武略难以得到施展。即使是在李建成府上任洗马期间，他的满腹经纶也未能被采纳和接受，以至于玄武门事变李建成被诛之后，作为先太子的僚属，面对李世民的厉声喝问和殿前武士的巨斧利刃，魏征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如果先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就不会出现今天的结局。这不能不让人在赞叹他的忠贞耿介之心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愤懑和遗憾。也恰恰是这一点，赢得了李世民的激赏和垂爱，不仅赦免了他，而且委以重任，由此拉开了君臣之间“契协云龙，义均鱼水”历史奇观的序幕。
李世民之所以不计前嫌，除了看中魏征所具有的忠贞不二、直言敢谏的品格和贯通古今的才学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里明白，自己大位初登，国家百废待兴，如果没有一批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左膀右臂”支持辅佐，终将一事无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重用魏征，是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开创千秋大业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实践证明，自被李世民授任谏议大夫起，魏征在此后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先后向李世民谏陈二百余事，而且多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魏征的标志性符号：直谏
魏征是自古以来杰出的谏官代表。他“事有必犯，知无不为”，即使是李世民发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比如贞观二年，许多地方发生蝗灾，甘肃一县令盗用官粮。李世民闻奏大怒，下令处斩。魏征认为罪不当斩，三次抗驳诏命。贞观三年，李世民曾下令免除关中地区租税两年，但不久又决定已经交纳的就从明年算起。魏征认为朝廷如此出尔反尔，失信于民。因此不顾太宗的震怒，几次拒绝在通告上签字。
由于魏征的据理力谏，有时居然使李世民产生了近似条件反射般的自觉意识。一次他想去秦岭打猎，车驾行装都已备好却迟迟没有成行。魏征问起此事，李世民不好意思地说，正是怕你谏阻，所以取消了此行。
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渐渐表现出“忘本”(忘记以民为本)、“忘危”(忘记隋亡教训)的苗头。对此，魏征于贞观十一年“频上四疏，以陈得失”。特别是《谏太宗十思疏》，规劝李世民按照人君治国理政应当遵从的十条规范对照反省自己。两年后，魏征又上《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直截了当地对李世民近年来放松自我要求，不能从严治政的十种表现进行了分析，并提醒他“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
魏征体国情深的“双十上疏”，集中代表了他治国安邦的政治见解。但这常常让李世民下不了台，以至于不止一次说出“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下佬”这样的激愤之词。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正是看准这一点，往往引用隋亡史实来促他警觉。李世民也深知魏征的用心，所以气话说完回过味来，也不得不慨叹：安国立民，犯颜直谏，唯有魏征。
魏征直谏的基础：正己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李世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免有生气和犯糊涂的时候。魏征先后上疏二百多件，即使是备加小心，也难免百密一疏，况且又给过李世民那么多难堪，所以受冷遇、遭训斥甚至被威胁杀头的事也是常有的。可他批评皇上的底气一直没有受到影响。其原因在于他自己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却能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正因为如此，当他被人嫉妒，并有人告歪状说他结党营私时，他能心地坦然，神色不变。李世民捎话让他注意检点言行，免得别人议论。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只顾注意言行细节而不主持公道，那么国家的兴亡就很难说了。还有人说他侍奉过的三个主子都先后灭亡了，挑拨太宗不要重用他。李世民则反驳说，那并不是魏征的错，而是因为三人未能正确使用魏征。
魏征曾多次劝告李世民要时刻牢记隋亡的教训，戒奢倡俭，而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在朝为官二十多年，被封为郑国公，赐位特进。举朝上下能享受到此等待遇的也没几个人。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家居然简陋得连间接待宾客的正厅都没有。难怪李世民前来探视病中的魏征时也感到吃惊，慨叹偌大繁华京城里的国公府第居然如此简朴。魏征过世后，李世民要赐其一品仪仗。身穿一袭旧粗布短衣的魏征之妻谢绝道：魏征一生俭朴，如此厚葬非其生前所愿。可见对于戒奢以俭的主张，魏征不只是说给皇上听的，而且自己身体力行。
关于魏征的几点思考
魏征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包括经济思想、法治主张和文化观点在内的执政理念，和他切中时弊、持论雄辩的进谏艺术，忠于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以及公道正直、宁折不弯的人格魅力，早已超出了历史时空的局限，形成了一种特殊但内涵却十分丰富的文化现象。
首先，魏征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在于他的忠君思想和民本意识的统一。从李密到窦建德再到李建成，魏征曾三易其主。为他们出谋划策，他都自视为报效国家之举。辅佐李世民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致获得了当朝天子“敬之重之，同与师傅，不以人臣处之”的殊荣。但他的可贵之处是，在“忠君之事”的同时常怀爱民之心，或者说其忠君思想是以民本意识为基础的。
第二，魏征在履行职责方面提供的范示是直谏和善谏的结合。魏征以报效国家为己任，所以进谏从不转弯抹角，避重就轻。为此君臣二人曾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辩，但由于魏征每次进谏所讲的理由都很充足，所以争辩的结果大多是李世民接受劝谏，并且给予魏征某种嘉奖。
第三，魏征在做人与为官方面值得借鉴的是立德、立功与立言相得益彰。
古人把立德、立功和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三个层次。魏征作为谏官，在位时尽职尽责，勤奋敬业；身体不佳时主动退位，让贤于人，真可谓坦荡无私，高风亮节。他曾被授任太子太师，最后被李世民尊为可以知得失的“人镜”，可见其德行操守几乎是无懈可击的。
此外，从贞观初年开始，魏征呕心沥血历时五年多，主持编纂了一部资政大典《群书治要》。此书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晋代末年，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庸主败政的教训；既有先贤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李世民看了都情不自禁地击节叫好，并指示抄给诸子百官，以传后嗣。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征奉命开始了历时七年的《隋书》等史籍的编纂工作。其间他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熬掉了多少青丝与白发。到了晚年，甚至在病重弥留之际，他仍在书写奏章，为朝政的得失而劳神操心。一代名臣忠贞至此，连李世民也不得不为痛失“一镜”而潸然泪下。
魏征的一生无论为人还是为官都堪称楷模。特别是他直言敢谏的可贵品格和辅国治世的深刻见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文化坐标和鲜明符号，为后人提供了宝贵镜鉴，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发现、所发展，从而为伟大的民族精神不断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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