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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用人纳谏开明的民族政策三方面说明贞观之治局面是如何形成的
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丝绸之路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造就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鄙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修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在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修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贞观之治
唐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平时，魏征对唐太宗的谬误，常常能当面批驳，毫不示弱。有时激怒了唐太宗，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非常难堪。但魏征仍据理力争，继续规劝，直至皇帝口服心服，方才罢休。魏征逝世以后，唐太宗悲痛欲绝，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
“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正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年代才有了玄奘的西行基础！
【统治者思想】
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亡的教训，明白统治者不可过分压榨农民；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皇帝要勤于政事，善听正确意见；大臣要廉洁奉公，统治才能巩固。
【统治者措施】
唐太宗重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劳役赋税；同时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统治者故事】
唐太宗患有气喘病，在长安居住的宫殿潮湿，容易犯病，臣下奏请在宫中建个暖阁让他居住。唐太宗却说：“破土兴工，花费很多，当年汉文帝将起露台，因惜十家之产而作罢。我功德不及汉文帝，更不可浪费民力。”
【统治者人品】
唐太宗注意任用贤才和虚心纳谏。他任命富于谋略的房玄龄和善断大事的杜如晦做宰相，人称“房谋杜断”。他还中用敢于直言的魏征。魏征前后向他进谏二百多次，是最著名的谏臣，受到唐太宗的器重。贞观时期，名相、名将辈出。
【统治者与臣下故事】
有一次，魏征进谏，言辞激烈，伤了唐太宗的面子。唐太宗回到后宫，大为恼火，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为此却向唐太宗祝贺道：“今天魏征能直言不讳，正说明遇上了明主，我自当祝贺。”唐太宗不觉转怒为喜，厚待魏征如初。后来魏征去世，唐太宗十分痛心地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治世局面。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治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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