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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为什么又称为柳河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
他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他的遭遇比刘禹锡更不幸，一直到元和十四年，这种贬斥的厄运还没有离开他，而当唐宪宗因裴度的请求下诏召回他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柳河东集》。
柳宗元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尤其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他曾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应物）上。退之（韩愈）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又说，柳宗元、韦应物的诗是“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
柳宗元诗确如苏轼所说，兼有简洁、靖深、温丽、含蓄之长，在自然、朴实的语言中蕴含了幽远的情思。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柳诗中常常出现的是一种空旷孤寂的意境，如《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月是寒的，露是寒的，远处微渺的泉声和山鸟偶尔的一鸣，映衬出寒夜的清冷静寂，在寒夜中呈现了诗人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又如著名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在广袤的雪原上，没有人迹，在茫茫的天空中，没有鸟影，只有一叶孤舟载孤零零一个渔人，在雪漫漫中独自垂钓。又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全诗表现的也是一种空旷悠远的感受，只是孤独感不是那么浓厚罢了。这些诗，都有幽深清远的意境，都包含了空旷孤寂的感受，又都是以经过精心锤炼而又不显得做作的语言和清丽朗洁而又平凡朴素的意象来表现的。
形成柳诗特色的原因很多，较为重要的是：第一，他与僧侣的交往。柳宗元崇信佛教由来已久，他自己曾多次说，“吾自幼好佛”（《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余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而他的诗大都作于被贬之后，他所贬谪的永州、柳州又是禅风极盛的地方。在永、柳二州期间，他常与禅僧往来，从禅僧那里，他接受了“乐山水而嗜闲安”、对一切都以“平常心”对待的人生哲理（《送僧浩初序》）。《巽公院五咏·禅堂》一诗中说，“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自如，鸟飞无遗迹。”《晨诣超禅师读禅经》又说：“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都表现了对超越尘世而无所滞累、空灵淡泊的心境的追求，因此，他写诗也就要努力表现这种心境。第二，永州、柳州秀丽山水的影响。十余年间，他在这种美丽而又荒疏的自然山水中生活，“傥荡其心，倡佯其形”（《对贺者》），使他对自然山水有亲切的感受；特别是在政治上受打击，心情压抑的情况下，他更感到山水对心灵的安慰。他不仅写下了许多优美清新的山水散文，也把这些山水景色融入诗中，如“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鰅鳙”（《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岭南江行》），“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乱莺啼”（《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这些富有南方风味的自然景象给柳宗元的诗增添了一种新颖绮丽的美感。同时，这些景象在柳宗元主观心理的作用下，呈现出静谧旷远的意趣，成为构成柳诗独特意境的重要因素。
但是，柳宗元毕竟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这种心情常常与恬静闲适的追求纠结在一起，流露在诗中，使诗在闲适中有寂寞，在恬静中有孤独，在平和中有悲伤。如《夏初雨后寻愚溪》：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被称为“愚溪”的“荒泉”自具美质而不为人理解和重视，它成为诗人自况自慰的对象。所以，柳宗元说“寂寞固所欲”，自称要“息营营”、“静炎燠，心里却是一腔无可奈何、只得如此的苦衷。又如《南涧中题》这首被誉为“平淡有天工”（曾吉甫《笔墨闲录》）的诗，却以“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呈露了他的心情。苏轼说这首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苕溪渔隐丛话》引），其实“忧”才是其中的主要情感。这种闲旷与忧郁的交织，使柳宗元的诗中出现了陶渊明、王维、韦应物等都没有的清峻。尽管他的很多诗写得很淡泊，但透过去一层看，那空灵淡泊往往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而悲凉却是不自觉的内心呈露。而当这种悲凉侵入心头而不能自己时，那闲适淡泊便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悲愤之气，像《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而当激愤到了极点时，他也会写出《笼鹰词》、《行路难》这样借困在笼里的雄鹰和追日而死的夸父来比喻自己的悲壮诗歌。
刘禹锡、柳完元的诗，虽不像以孟郊、韩愈及李贺为代表的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两大诗派那样具有十分显著的创新特征，但他们在扩展和加深诗歌内在意蕴方面是有着特出成就的。从表面上，人们很容易察觉形式、语言和内容的变化，却不太容易体会到诗歌内在蕴含量的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观物体验方式的变化，事实上，诗歌内在蕴含量的扩展和加深往往是直接影响诗歌艺术性的原因，中国诗歌讲究以含蓄取胜，以意境取胜，因此，刘禹锡、柳宗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
柳宗元之“柳河东”、“柳柳州”称谓辨
翟满桂
唐代柳宗元是文学史上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综观其一生，他的文学成就主要形成于离开长安之后流贬永州的十年。归纳数十种流传的柳文版本，他的诗文共五百四十七首（篇），其中写于永州的三百一十七篇（篇），占了五分之三，尤其是最能显示他思想和文学才华的议辩、对、答、说、传、骚、吊赞箴戒、铭杂题、记等一百零七篇，就有八十二篇写于永州。然而，后来人们对他的研究往往将其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没有称他为“柳永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七七三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史称柳氏得姓于鲁士师柳下惠，秦朝以后迁入晋之解县，属河东郡。柳宗元说：“河东，古吾士也”（《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唐代的蒲州解县，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不过，柳宗元的祖上历代宦游，早离故籍。至于柳宗元本人一生从没去过河东祖籍，柳州任上死后也是移柩回归至长安万年县栖凤原先人墓侧安葬。这说明，人们称柳宗元为“柳河东”，仅仅是往他的祖籍上挂靠而已。但要真正弄清人们为何会这样挂靠，还得从中国的姓氏文化说起。
简略地讲，无论是姓氏、姓名，还是字、号，都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符号。这种符号的产生和演变，则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的姓氏文化，起源于原始社会群落的徽铭。所谓徽铭，《典艺》，“铭，名也，述其功美，始可称名。”原始社会群落徽铭的产生，一般是由该群落自己决定，并且应该是与他们生活关系密切的某物类，如植物，动物、山川，或是他们的重大社会发明、社会分工等的一体化表征。这大致是母系社会群落时候的情况。由于西方的人被用得习惯而传开了。比如，徽铭和图腾（totem），讲的实质上都是色。
根据《史记·五帝本纪》、《国语·晋语四》等的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到了大约是五帝时代，社会群落徽记开始出现以姓来表述，并且可以由部落联盟的领袖来安排。姓是一个会意字，“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说文解字》）。夏商周的三代之前，姓与氏是分开的。妇人称姓，男子称氏。这实际上是母系当家的社会群落的表征。姜、姬、赢、姚、妫等这样一些最古老的姓都是从女，足以准确地表明当时的母权制情况。姓氏分别使用的功能除了区别婚姻以来，还用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同时，姓可呼为氏，而氏不可呼为姓。这样，姓由族来，氏由居地、社会分工、职守等来。三代之后，原始的母系社会已经瓦解。在实现向父系社会的过渡中，姓氏逐渐合而为一，成为仅仅是区别婚姻的依据。但以地望来明贵贱，仍然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被保留下来。直到今天，人们在议论时往往还会说，某人是某地某姓的。至于字与号的产生，那都是父系社会以后的事情。《礼记》：“男子二十冠而字。”讲的是男子成年时要取名之意。最初是把字与名分开使用的。比如，孔子之子名鲤，字伯鱼。不仅男子成年用字，女子许嫁也称之为字，未许嫁者叫做待字闺中。号的使用是在名字之后的事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社会效增多，商家店铺需要显特色，个人交际也想以自身的各种特征给别人深刻印象，这就在名字之外出现了号。这种号的使用与流行，尤其是与讲唱文学的兴起有关。水泊梁山的英雄豪杰，有九纹龙史进，浪里白条张顺，黑旋风李逵，等等，个个人物都有一个号。这些称谓演变到今天，名字已经浑然一体，基本上不再分开使用；号则有雅俗两用，雅的就是一些文化人还在自己的名字之外另取别号，俗的就是一些人自娱式取的诨名、绰号。
柳宗元的祖上迁居河东以后，一度是当地的望族。在北朝，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元稹《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柳宗元也自豪地说：“柳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把柳（姓）河东（氏）当作一份珍贵的遗产来对待。隋末农民战争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士族地主，但柳宗元的家乡河东属于大贵族李渊、李世民为首的所谓“关陇集团”地区，战火涉及较少。李渊父子建立唐王朝以后，柳氏作为“关陇集团”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新王朝中又取得了显赫的地位。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隋末附于李密，密败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后拜太常卿，检校歧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柳亨说过“与卿旧亲，情素兼宿”（《旧唐书·柳亨传》）。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当时的柳氏一族，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然而，高宗一朝恰恰是封建王朝宫闱内廷之纷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年代。由于高宗王皇后无子，柳奭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多方设法为王皇后固位，最终还是让武则天得宠，王皇后被疏忌至废。武则天一经立为皇后，便严厉打击政敌，柳奭与诸位元老重臣均遭贬黜，柳氏一族损失惨重。“人或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柳宗元《送澥序》）。自此之后，柳氏一族中道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虽然是明经及第，颇有政能文才，因没有门荫特权的倚杖，只能由府县僚佐这样的低级官吏地位逐步迁升，到晚年才靠军功到长安受任正七品京衔。因此，柳宗元经常带着自豪而惋惜的心情，去追诉河东柳氏的陈年往事，赞美为“士林盛族”。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光耀门庭意识，也成为他奋发有为的重要动机。人们之所以将其称为“柳河东”，无论是从广义的姓氏文化的根源，还是从他个人的心理机质的倾向，都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
“柳柳州”之说，最早见于刘禹锡在衡阳与柳宗元分手时写的赠别诗的诗题：“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此事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当时，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的韦贯之出任了宰相，柳宗元年轻时的好友裴度等人已在朝廷逐渐得势，并与韦贯之较接近，加之中央朝廷与藩镇割据势力的矛盾日益增大，唐宪宗为了缓和事态，维护朝廷内部团结，居然解除了对“八司马”不准量移之禁，发出了召回柳宗元等五人（凌准、韦执谊已去世，程异已调用）的诏令。柳宗元等人兴冲冲地回到阔别十年的京城，以为终于在朝中又有了出头之日。不料，二月到京，三月十四日就被宣布五人全部出任远州刺史。据说，韦贯之本想安排他们在朝廷任职，只因不安分的刘禹锡的一首诗惹出了麻烦。刘禹锡《戏赠送看花诸君子》一诗有云，“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强调桃树新栽，意在讥讽那些反对永贞革新而飞黄腾达的骄横新贵。他们才高名重，一贬十年，一伙人一下子都回到京城，自然倍受关注。他们诗酒唱和，得意忘形，并无向权贵乞怜告悔之意。这就不能不引起政坛宿敌们的激烈反对，乘机将此诗拿去作了告御状的本钱。唐宪宗本来就对当年皇帝耿耿于怀，便很快作出了将王叔文余党们改放远州的决定。柳宗元他们再一次失去了效力中央朝廷的机会，经历了喜从悲来、悲从喜来的大起大落，在这关键时刻，很值得一提的是柳、刘二人的友情。这次改放远州剌史，柳宗元到柳州，韩泰到漳州，韩晔到汀州，陈谏到封州，刘禹锡到播州（今贵州省尊义市）。其是，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崎岖，老人随同前往，行程颠沛，将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友谊，打算上疏朝廷，请求以自己的任职与刘禹锡对调。恰在此时，柳宗元的好友御史中丞裴度在宪宗皇帝面前斡旋，说出“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的话语（《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年》），迫使其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这件事，表明了柳宗元在关键时刻，能以友情为重而奉献牺牲的优秀品格。对于俩人尽管政见不同，但都是中唐时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事业上相互推重，并在写作理论和实践上切实解决了文体复古和儒学复古的关系问题，高扬起“文以明道”的旗帜。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出京城的“八司马”中，柳、刘俩人除一样遭受数度贬黜的政治命运之外，还都对中唐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由于他们的感情最笃，柳宗元的临终托付，就将抚养遗孤和整理文集两件大事交给了刘禹锡。柳宗元的诗文得显于后，离不开刘禹锡这位忠实的朋友。于是，柳、刘二人在再度被逐出长安的行程中结伴而行，至衡阳分手时赠诗互答，写下了流传至今的赠别诗。
柳、刘俩人的再次南贬，走的是一个月前进京的回头路。尤其是柳宗元到了衡阳以后还要再经永州去柳州，世事沧桑的感慨更深。他首先写了《衡阳与梦得分别赠诗》，《再授连州至衡州酬柳柳州赠别》是刘禹锡的答诗。柳宗元见此唱和后诗情激荡，又写了《重别梦得》、《三赠刘员外》，柳对刘的称谓是其字（梦得）或旧官职（司马员外），刘对柳的称谓则用了地名（柳州）。其实，这在当时以地名相称是较普遍的一种称谓。就在柳宗元的文章中，这一称谓也屡见不鲜。《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的许孟容，《与杨京当凭书》中的杨凭，就分别是当时的京兆（首都地名）尹；《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祭吕衡州温文》中的吕温，就曾经先后当过道州、衡州（均为地名）的刺史，等等。从这些范式看出，对于担任地方长官的官员，人们可以将这一地名挂在其姓的后面，成为一种称谓。这也许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唐书·本传》对于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后的政绩给予了比较突出的记载，包括解除典当人口为奴的陋习，指授青年学习文章，并说“世号柳柳州”，这一称谓也因此传开了。
柳宗元在永州的职务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事权的闲官。永州羁旅十年，既是他思想文学创作最活跃丰富的十年，也是他政治生涯毕生最晦暗感伤的十年。这一矛盾也延续和影响到了后人对他的评价。将柳宗元的诗文真正加以重视，作为专题来评说以至演变成柳学研究，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但一开题就出现了抑柳和尊柳的两大阵营。抑柳者虽然也认可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甚至能不情愿地将其与韩愈并提，却始终把他当作有政治污点的人来对待而不肯入流；尊柳者当然把柳宗元看得很高，但对其中晦暗的政治经历也有些讳莫如深而不忍深入。尽管永州人民怀念这位“司马”，“零陵（即永州）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焉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宋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纪念柳宗元的柳子庙，今天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尽管柳宗元的其他称谓可以有“柳河东”，但要研究柳宗元就不可能离开“柳永州”这个地域基础，这一矛盾的组合，是柳学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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