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时期，桂林为百越人的居住地，春秋战国时为越地，后附于楚。秦王朝统一岭南后，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桂林正式纳人中国的版图。西汉元鼎六年（前111），桂林一带隶属荆州零陵郡，东汉时期属始安郡，郡县治所都在今天的桂林。南朝刘宋时期，颜延之被贬为始安太守。隋唐统一中国后，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民族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广西政治和军事统治中心逐渐北移。中原王朝在桂林筑城建衙，置帅宿兵，拱卫南疆，桂林的地位变得愈来愈重要，逐步成为统治广西的政治中枢之一。

宋时，桂林先属广南西路桂州，后属静江府；元时属广西行中书省静江路；明洪武元年改静江路为靖江府，后改为桂林府，以后又将旧属湖南永州府的全州、灌阳、资源划拨桂林；清沿明制；民国以后，桂林一度成为广西省会；新中国成立后，广西政治中心南移，但桂林在广西文化格局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桂林文化渊源久远，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桂林一带有远古人类的活动。宝积岩人和甑皮岩人是桂林远古人类的代表。

宝积山位于桂林市区中山北路广西师大附中校园内，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孤岭，岩溶地形发育较好，山脚中部有个岩洞叫宝积岩（又叫郭家岩）。1979年，该校“少年科技活动小组”在“宝积山古生物化石发掘”活动中，发现人牙化石2枚。从颜色大小及石化程度来看，可能属同一个体；从牙齿的形态看，较北京人进步，无明显的原始特征，应属智人；左下第二臼齿的磨损程度相当严重，咬合面珐琅质大量磨损，以现代人牙第1上臼齿的磨耗标准来判断，应属一个50～65岁的老年个体。由此，这些人牙化石的所属个体被命名为“宝积岩人”。

宝积岩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都是第四纪生活在华南洞穴中的“熊猫一剑齿象动物群”的常见成员，与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广西柳江人化石所伴生的动物群成员比较接近。因此可以判断，宝积岩动物群应属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三万年。

宝积岩洞穴中共发现石英粗砂岩为材料的石器12件，这些石器一般以砾石的自然面直接打制而成。同时，在洞穴内还发现了用火的遗迹。

桂林“宝积岩人”的发现，为研究桂林远古时期的历史以及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分布提供了有益的新资料。它是桂林迄今已知的最早的原始人类，是桂北地区重要的原始人类。从古人类的形态上判断，柳江人是迄今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晚期智人的代表之一，也可以作为黄色人种（即蒙古人种）的直系祖先。而桂林额皮岩人则是新石器时代蒙古人种的一种早期类型，从出土的其头骨的若干特征来看，可以推断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体质特征。这意味着额皮岩人可能是柳江人的分支。从柳江人到甑皮岩人，其间历经了数万年的漫长历程，是否有一个发展的中间环节呢？宝积岩人的发现可能就填补了这个中间环节，成为认识从柳江人到甑皮岩人之间的演化的宝贵材料。

额皮岩人遗址位于广西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面，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桂林地区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并予以试掘，发现了不少石器、陶片和骨骼。1973年进行正式发掘，在厚达2.6米的文化堆积层内，含有大量的螺蚌壳、兽骨、灰烬等物，此外还有人骨架、石器、陶片、骨器等新石器时代遗物。经过对不同深度的木炭标本进行的碳十四年代测定，发现上部标本的年代距今7680士150年，下部标本的年代距今9000土15年。也就是说甑皮岩人遗址的堆积可分为两个时期的文化层，下层的年代距今约9000年，上层的年代距今约7500年。类似这样既为居住地，又为墓地和石器加工场，而且保存也较完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在壮族地区乃至华南地区尚较少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甑皮岩人遗址共发现人类骨架18具，其中保存较为完整、葬式也较明显的有15具，其中有10具为屈肢蹲葬，3具为侧身屈肢葬，2具为二次葬。在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身上撒有赤铁矿粉。甑皮岩人的头骨特征表明其属蒙古人种，与现代分布在华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各族较接近。其头骨上若于“赤道人种”的特征，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貌特征的结果。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具有旧石器时代的传统特点。甑皮岩人还用动物肢骨制成骨锥、骨键、骨针等。另外，他们已学会制作陶器，其陶器均为手制的类砂粗陶，在露天烧造。遗址的文化堆积包含着大量蚌壳、灰烬等，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曾在此岩洞里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时他们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的。从渔猎的对象看，除了江河沼泽中的蚌、鱼外，还有丛林中的鸟兽类，说明当时猎取对象的众多和狩猎能力的提高，并且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弓箭。此外，甑皮岩人已开始饲养家畜，他们已懂得将捕获的幼猪进行人工饲养。

丧葬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原始居民“灵魂”或“祖先崇拜”观念及其原始宗教的一种载体。甑皮岩人遗址中发现的墓葬，排列密集，葬式统一，说明当时的丧葬制度已经形成。而极少有随葬品，又说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丧葬方法的原始和死者生前社会地位的平等。在18个人的骨骼中，只有2具妇女的骨骼上撒有赤铁矿粉。这种特殊的丧葬礼仪，似乎表明妇女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寓含着深刻的原始宗教意义，显示出甑皮岩人对红色的崇拜和对生命的渴望。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中央王朝有意识地迁徙中原人至岭南地区，加强了越人与中原人的联系。汉族与壮族先民相互融合的进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秦设三郡到赵伦南越国时期，以汉人融人壮族先民（即汉人越化）为主；汉至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不断延伸，汉人又陆续在当地建立学校，汉文化正式进人壮族先民腹地，开始有少量越人汉化；元明清时期，中原汉文化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壮族文人学汉文，作汉诗，说汉语，壮族先民特别是壮族上层人物全面接受了汉族文化。

壮族先民在接受汉族文化习俗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民族的融合：

首先，壮族先民与汉人通婚，也接受了汉族的媒聘习俗，“初设媒聘，始知姻娶”。

其次，壮人使用汉姓。秦时，作为西项民族首领的译吁宋还没有姓氏；到汉代，少数越人采用汉姓如骆、左、将、黄、同等；魏晋至隋，使用汉姓的壮族先民逐渐增多。

再次，汉语的推广。壮族先民原操越语，相当部分壮族先民接受了汉文教育后，逐步掌握了汉语和汉文。随着越汉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交往的日益频繁，汉语使用的范围越来越广。元明清时期，以宣传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书院在壮族地区兴办，汉族中的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族群，从不同的路线迁徙到壮族地区，汉壮族群互动与认同由官方深人到民间，由表层进人到深层。桂林是中原文化进入广西的门户。汉人的增多，逐步改变了桂林族群构成的格局。作为原住民族的壮族先民——西瓯人——迁徙他处，汉人不断南迁，落籍桂林，逐步成为桂林一带的主体民族。特别是宋代，桂林既是广南西路治所及经略安抚史“帅府”所在地，也是文化、经济的中心，一时冠盖云集，五方辐辏，蔚为岭南一大都会。

明朝皇帝朱元津封其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朱姓王族落籍桂林，世袭13代，先后繁衍3000多人。清代，桂林市为广西首府，广东、湖南、福建等省又有大批流民进人，城内外商贾云集。晚清至民国年间，桂林城内汇集了湘、赣、粤、闽等十几个省的客商，他们各自以地域为纽带组织同乡会，建立会馆，联络乡情，介绍职业，互相帮助，保护同乡利益。民国35年（194），桂林的广东同乡会有309人，福建同乡会有300余人，江西同乡会有319人，浙江同乡会有1300人，湖南同乡会有41000万人。这些外省人大多为汉族，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定居桂林了。

回族进入桂林最早在宋末元初。据《宋史》记载，宋景炎二年（1277），宋左武卫将之马暨系甘肃宕昌（今甘肃岷州）人，其部属多为穆斯林，战败后有落籍桂林者。元将阿里海牙系维吾尔族人，部属多为穆斯林，当时元军驻防镇宁的过程中亦有人落籍桂林一带。这两部分人的后裔称回族。元朝以桂林为广西首府，人桂林任职的外籍官吏中确定为回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有近50人，其中不少人后来定居桂林了。其代表者波斯人伯笃鲁丁，于元至元三年（1337）自金陵（今南京）来广西任职多年，后因病返金陵，不久逝世。其孙永龄于明洪武十三年（138）携兄弟永清、永秀游宦粤西，落籍桂林，改伯笃鲁丁为白姓，这就是桂林白姓的先祖。回族大量进入桂林在明清两代。1990年，桂林回族姓氏白、马、麻、以、哈等大都是明清时期入桂林定居的，少数为民国时期定居桂林。回族虽与汉族长期杂居，受汉族影响，但由于信仰伊斯兰教，在风俗习惯上多受宗教影响，一般实行族内通婚，女子一般不嫁其他民族。清末以来，回族人日减少，族内通婚有困难，才有部分回汉通婚。回族男子可娶其他民族女子，配偶随回族风俗习惯即可，俗称“从教”。

瑶族，是广西历史悠久的一个世居民族。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瑶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田诸邑，皆迫近山瑶。”沿边“省民”（汉族）与瑶民风气习俗、生产技艺略相接近，瑶民常以山货杉板、滑石之类向汉族换取盐米，但不时有仇杀械斗发生。

现阶段在桂林居住的民族中汉、壮人口较多，其次为回、苗、侗和瑶族。1990年，桂林市区汉族人口为522084人．占人口总数的93％。在桂林市区，人口超过10000的少数民族只有壮、回两个民族。桂林民族的融合主要是在汉族与壮族之间进行的．或者说汉壮之间的互动融合是桂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