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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为了弘扬五四精神、彰显五四运动的意义，近年报刊杂志刊登了不少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研究五四的文章，学术团体、科研机构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笔者选取了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的相关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作一综述。
总体性研究向纵深发展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
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
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
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
区域性研究的延伸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
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友平的文章，该文考察了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提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五四运动的决策和实施起了关键的作用，留日学生实为五四运动爆发之一重要动因。"该文考察的结论是："东京的五四运动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五四运动的发展。"海外华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往完全被研究者所忽略，任贵祥的文章填补了这一空白。他选取海外华侨居住较多的欧、亚、美三大洲作为研究对象，以详细新颖的资料论述了海外华侨对五四的声援活动，该文认为："五四运动传到海外后，华侨热血沸腾、群起声援，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构成了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注热点、直面难点
如何看待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历来是五四运动的评议中的焦点。90年代以来，随国内文化保守思潮的兴起，反传统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烘峻峰认为："反传统是五四思想启蒙的手段，"并且提出反传统的三个层面：道统的否定(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学统解构(改变传统学术--儒家学说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框架)、文统革命(结束文言分离的局面)。该文认为反传统并非抛弃传统，它只是启蒙的手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李良玉，他对80年代以来不正确解释五四反传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李良玉：《五四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对近年来指责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的文化"断裂"的论调，袁伟时通过大量事实给予了回答，指出：造成激进主义思想在中国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最根本上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原因。提出?quot;继承五四首要的是继承和回归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现代思想文化和教育制度，完成告别中世纪的变革。"毕春丽也对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过激主义"的诘难进行了反驳，指出五四是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也非过激运动(《也谈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和"过激主义"》载《东岳论坛》1999年第2期)。
针对有人非难和否定五四批孔，吕明灼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五四时期儒家伦理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孔教已不适应现代生活，并且孔教沦为军阀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批孔是正确的、进步的、不容否定的(《再论五四批孔》，《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
"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于兴卫指出，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确是当时思想界的一大顽疾，并非无的放矢，而且"谈主义"本身也离不开"研究问题"，当时胡适提出的实验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因此不能全盘否定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于兴卫在另一篇文章《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河北学刊》1999年第3期)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争论是"政治论战"，不是平等的学术讨论。倪培强、池中莲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反思，基本上肯定胡适在争论中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认为全盘否定是不科学的，当然也不宜完全肯定，对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当实事求是(《也谈"问题与主义"之争及其影响》，《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维新、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帝帝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太后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姓封，姓资或者姓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外忧内患，使清政府及一众知识份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自强”，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只靠经济上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於1895年於北京发生的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向日本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梁启超作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因为外省举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车接送，事件亦被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后果，但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梁二人发起的犟学会最为声势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师翁同龢、南洋大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犟意图瓜分刚败於日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太后的手里。面对列犟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
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日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太后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日，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回宫，9月21日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於9月28日斩於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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