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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著名的政治军事核心人物之一，他和洪仁玕、陈玉成维持天国的残局达七八年之久，而且，在1862年以后，主要是李秀成在独撑危局，虽然他在很多问题上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特别是变节的事情为后人所诟病，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太平天国乃至整个晚清一位举足轻重的农民政治家的地位。我们看到李秀成在给洪秀全1858年的上书中指出的关键几点和后来提出的著名战略“让城别走”，就可以为他的战略眼光所佩服，他在上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纲领性的改革计划，选拔人才、宽大刑律、体恤百姓、任人以贤等，比较能可贵的是他大胆举荐石达开出任领袖群伦的总理军师。尽管这两点建议没有被洪秀全采纳，但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和实际价值不能受到低估。而且，我们注意到李秀成在江浙地区执行的一些政策已经走向天国极端宗教戒规的反面，这是继石达开之于江西之后的第二次有益的尝试。然而，李秀成的缺点就像他的优点一样突出，一样给太平天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建都以后，保障上游的安全一直是既定方针，虽然这个方针有着一定的偏颇，但是主要方面还是正确的，第一次西征的成功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江南、江北大营尽管林立，但丝毫不能影响天京的供给，说明上游安庆或者说是安徽的得失在太平天国的政治天平上是举足轻重的。作为一个富有政治军事经验的领导人李秀成不会不知道这点的，然而，他却是计不及此，在第二次西征开始的时候，他就勉强应对，最后干脆擅自回师南下，使得本来可以重创敌人的大会战成为泡影。这时的李秀成已经越来越醉心于建立他自己的领地了，分封的观念逐步深入他的内心，当陈玉成在安庆血战之时，李氏兄弟手握重兵，居然以远水为名，拒绝救应，从古以来，凡是偏安江左的政权比较成功者均是抱定守江必守淮的大原则的，而李秀成竟然如此昧于大势，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洪仁玕指出：“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时的李秀成已经明显的把集团利益放在全局观念上来做通盘的考量，他当然不会听进去洪仁玕的劝告。未几，被洪仁玕言中。安徽沦落以后，清军进而分兵攻略江浙，不过一年的光景，领地完全丧失。而且，在李秀成统治江浙地区时，他比较轻信和轻率，著名的内奸徐少遂就是这样浑水摸鱼的。在选拔将领方面他缺乏一定的判断力，苏州八王反水就是一个明证，反观陈玉成等人，部下很少如此大规模的叛变投降。李秀成的宽简在激烈的斗争中往往演化为一种放纵，容易被钻空子。这是他疏阔的一面。《太平天国通史》指出：李秀成在羽翼未丰之时，总是借助陈玉成兵团或者相互配合，而一旦等到掌握军权以后，李秀成坐大的现象就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这个评价还是符合事实的。至少李秀成在后期的种种失误是他的脑子里面的某些个人主义有着重要联系的。当然，这和后期洪秀全执行的分封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将领热衷于领地忽略于大局，最后只能走向崩溃。[编辑本段]自述变节下面，我们再来谈谈所谓自述变节的问题，这个话题在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很久了，一直是各执一说、互论短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认李秀成没有出现陈玉成、洪仁玕那样的不屈而死的场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凭借一个不屈而死来看作是英勇的唯一佐证。可是，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对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气节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否则，临危苟难岂不和政客无异？说到自述，我们可以看到，李秀成洋洋万言除了对天国失误的总结和自己经历的忏悔以外，就是对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谈收齐章程的要点。如果说这是一个韬晦的话，那么，我们要来看看什么是韬晦？韬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为天平天国最高宗教领袖和号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为主体，我们看看后来新捻军首领赖文光不就是以恢复天国为口号的吗？然而，今昔异势，老天王已经不在了，而洪天贵福下落不明，单独的恢复天国已经是基本是画饼。于是，就出来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维的假说，好吧，我们就试着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一下吧。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三国姜维之于钟会的韬晦策略的演习，钟会为什么会和姜维结成政治同盟？因为钟会没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维是西蜀的人望，曹魏灭亡蜀汉，不存在比较大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围很宽。然而，曾国藩呢？曾国藩确实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说过：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假如他易帜于南京，他可能会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抚他的旧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曾国藩始终不报恶感，可见曾李在使用降将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这个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暂时得全，但想成为曾国藩的政治同盟者岂可得乎？曾国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他们就算是与满清为敌，也不会同他们心目中的反贼化友的。何况，太平天国在那时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还有其他的好感吗？曾国藩会大张旗鼓的利用李秀成为他壮大声势吗？那么他是想壮大力量还是想涣散队伍呢？改朝换代的君王，宁不虑此？说的通俗一点，李秀成虽然有利用价值，但是没有一点政治价值！这就是他不可能成为姜维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其次还有一个军心问题。司马昭为什么看透钟会无能为也？因为他知道大战之后，人心思归的道理。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众达十万人之多，是满清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领兵就是满洲贵州统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这支部队在南京烧杀之后已经不再是百战之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如果曾国藩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去平定内乱也许还有一点强弩之末，但是要作为动乱的本钱，可能就是走向灭亡的开始。古往今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熟读南北朝历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亲信谢晦在反叛时面对他旌旗招展、精锐无比的荆州军说出了这番话：恨只恨不是勤王之师啊。假如曾国藩造反，他在石头城上的感叹一定不会比这位先辈更离奇。此外我们经常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这是不必否认的，曾国藩意欲独步天下的野心是从来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形势的对比，曾国藩适时虽然门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抚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还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假如曾国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第一批讨逆的先锋中一定有李鸿章的身影，因为就是避免连坐也是要来的，一旦形势变化不利于曾国藩的话，第一个杀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当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当初，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回忆，彭玉麟把类似劝进的书信转交给曾国藩之时，曾国藩将它活吞，说：雪琴如此试我，其心可诛。后面四个字自然是虚妄的。此段是李鸿章说给刘铭传的，想来应该可靠。以曹操那样的条件都拒绝行非常之事，曾国藩是大傻子吗？曾国藩的条件比曹操、朱元璋还要好吗？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边有荀彧、徐达吗？曾国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龄去做刘秀三十岁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可能吗？至于说到保存书稿我以为作为历史的另类见证的涵义可能比关门做皇帝的意淫心理来得实际吧。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视觉，历史著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此加以论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事实加以避重就轻，无可厚非。随后的政治家以本人本党的政治理念加以评价，就颇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国后期的立柱，但面临天国危机，曾力谏天王，望弃守天京，转战江西，以图东山再起。但大势已去，天国腐败弊政积重难返，天朝的治国思想拜上帝教只不过是煽动群众的美好理想，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认同自己的天国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百姓士兵着想，减少无辜伤亡。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仍选择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殉国之决心。[编辑本段]比较他与陈玉成等天国将领相比，他除了有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更有治国图强的政治思想，他历史就是历史，时代已经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传言曾曾经想劝降他或他向曾乞降，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曾没有劝降的必要即使曾想留也不敢留，其次，仅此万言书不足为乞降之证据，万言书的内容是李秀成历经太平天国的兴衰的思考，留下太平天国的遗书，他想招降太平军残部，只愿他们不要做无畏的牺牲，不要再做虚幻的天国梦了，因为现实和太平天国的治国思想不允许。对此，他心里明白，作为“长毛的发匪”大清能容他吗？他的心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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