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教训是什么？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1资产阶级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的斗争勇气，采取改良途径，发展资本主义
2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
3对列强和封建反动势力又寄予幻想
4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失败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一
戊戌变法是怎样发生的？现在仍然流行的说法是：“甲午战争是戊戌变法的原动力”。许多著作和论文在论述戊戌变法产生的原因时，只从中日甲午战后开始，认为甲午一役，中国惨败，丧师辱国，割地赔款，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因而奋起变法，挽救民族危亡。也有的提到甲午战前，说“戊戌变法是甲午前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但在他们看来，戊戌变法是作为洋务运动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持此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当洋务运动压制中国资本主义，而以富强自夸时，微弱的代表资产阶级要求的改良主义者提出了经济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开始破产时，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方面改革的要求；当洋务运动完全破产后，终至酝酿为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只是以自己的“完全破产”才证明戊戌变法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是，不承认戊戌变法是之前几十年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不承认洋务运动为戊戌变法提供了物质的思想的条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戊戌变法的发生是以洋务运动的经济成就为物质条件的，是以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为社会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页。)在昔日的戊戌变法研究中，很少有人把戊戌变法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而多从战争和政治斗争说其起因。有的虽然注意到从经济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但止于甲午战争后，他们把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限于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割断它与甲午以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须知，甲午战后的民族资本，正是在甲午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终能改变封建生产关系，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近代生产力，在中国正是由洋务运动从外国资本主义世界引进机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和交换是在洋务运动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后民族资本新办的几十个工厂，并非从天上突然掉下来，而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资本在新的条件下的扩充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民族资本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工厂有49家。他们多办在洋务运动比较活跃的广东、上海及江浙一带。正是由于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对封建朝廷的冲击所引起的变法和洋务派在朝廷中的某些有限的作用。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特殊条件。因此，“商民延颈举重，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第19页。)
由此可见，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创办的厂子，其资本多在洋务运动中积累，是由洋务派官僚直接或间接协助办起来的。洋务运动“替戊戌运动开辟了道路”(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企图割断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联系，这只能发生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本来联系着的历史事实是割断不开的。洋务运动无疑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社会物质基础。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戊戌变法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那么，政治上的变法正是经济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的反映。政治变动的原因，“深藏在经济事实中”，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已经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法则，来解释戊戌变法发生的原因。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引进中国来，是中国产业革命之始。“中国产业革命后所兴新的工商业，因受帝国主义资本的刺激与扶持，需要建立新生产关系，这实亦是必然的，所以自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动以来，政治上的改革要求便继之而起”(任时先：《中国教育思想史》。)。他们认为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动是戊戌变法发生的根源。
可惜，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戊戌变法这一政治变革要求不进行经济分析，不从经济事实中去寻找政治变动的根源，而是以政治说明政治。他们简单地认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从而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所以，便有维新运动的发生。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无疑刺激人们寻求救国的方案，但是，救国方案从何产生？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是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救国方案之所以是戊戌变法这样的内容、形式和性质，都决非甲午战争所能说明，必须到洋务运动开始以来变动着的经济事实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家认为戊戌变法是为了回答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即挽救民族危亡与发展资本主义。可是，这两个问题并非发生于甲午战后，实际上，洋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洋务运动就是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就是一个自强求富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甲午战争把这两个问题提到更加迫切的程度，因而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发生。甲午战役是戊戌变法发生的导因，而不是根源或“原动力”。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简单的说：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太后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太后太后有功无过。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太后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
原因：
1、领导者——资产阶级维新派势力过于弱小，而封建顽固势力十分强大。（根本原因）（由妥协性，软弱性的阶级本性决定）
2、直接原因——袁世凯的背叛。
3、帝国主义没有给予支持（外部原因）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化的路程是漫长而又坎坷的。
从中国内部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戊戌变法失败，究其原因，固然与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改良的方法，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寄希望于袁世凯和外国侵略者，脱离人民群众有关。但是，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仔细分析的话，决不是书本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就其失败的原因，从中国内部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客观上，新旧力量的对比明显不利于维新派
变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会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新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
当时，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倾斜于保守派。从控制军政实权的大多数王公贵族，到军队将领和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文人，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无不反对变法，从上到下构织成一张严密的抵制变法的网络。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与保守派有矛盾的洋务派，虽然在“西用”上与维新派有着共同的语言，但为了维护“中体”，而公然站到了保守派的阵营之中，使得维新派势单力薄。
维新派的主要靠山光绪，名义上是已经亲政的皇帝，但最高权力实际上依然为慈禧所垄断。维新派在变法期间只掌握一种权力，即起草上谕权，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上谕来推行变法新政，但百日维新中所下的上谕真正得到执行的其实很少。从严格意义上讲，维新派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改革实践者。
最致命的是，维新派始终没有认清光绪，没有看到光绪只是一个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改善者，并不主张把中国建成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虽然现实的危机促使他选择了变法的道路，但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他内心深处“君权至上”的理想。因此在发布那么多的上谕中，都没体现维新派所要求的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
另外，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新生力量的民族资本家群体中，很少有人直接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而仅仅由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来鼓动变法，这样变法失败的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二.主观上，维新派举止失当，过于激进，加速了失败的步伐
任何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维新派，奢望变法立刻产生奇效，迅速扭转中国长期形成的积贫积弱局面，其实是欲速则不达。
首先，维新派在舆论宣传上采用了过激的言辞和一意孤行、感情用事的做法。在自己并没有掌握实权、没有形成权威的情况下，就要求裁撤六部为代表的传统官僚机构。更有甚者，康有为在与老谋深算的荣禄谈话时，竟然口无遮拦，提出：“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这种不理智的策略，只能减少维新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其次，维新派没有建立广泛而又坚强的同盟。对于任何改革而言，最积极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反对者都是少数，更多的是等待、观望和温和派。对改革者来说，最大限度地争取温和派的支持，最大限度地扩大同盟军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只能四面楚歌，陷于被动之中。尽管翁同龢提出了“调和两宫”的主张，让慈禧而不是光绪充当维新变法的领袖，但都被康有为等人拒绝了。最终，慈禧认定维新派只忠于光绪而仇视她，进而怀疑维新派的变法动机只是为了从她手中夺取权力，使她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改革反对派的一边。
再次，维新派采取了全面出击、齐头并进的方针，推进改革政策的实施。在短短的103天时间里，通过光绪颁布了300多道变法谕旨，内容涉及各个领域。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得原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比较脆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增添了对改革的反感与厌恶，改革的阻力陡然上升。
综上所述，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中，维新派指望立竿见影实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理想最终被残酷地扼杀了。
敌人太狡猾
客观上是反动势力太强大，主观原因是革命纲领不彻底
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太弱小，，教训：应该推翻清政府，而不是依靠他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