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没有启用新人，陆逊很早就在孙权手下效命，只不过一直不出名而已，而刘备也正是因为轻视陆逊这个“无名之辈”而惨遭失败。
过程，我想还是从头讲起比较好。
夷陵之战的爆发起因是因为东吴“白衣渡江”袭荆州、杀关羽，刘备失去荆州战略要地，更痛失二弟关羽，为报复东吴而不顾朝中大臣劝谏，不遵从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在公元221年7月起兵十多万向吴国发动大规模战争。（小说中写的是七十万，其实刘备哪有那么多兵，是夸张手法，也是小说作者希望蜀国强大而刻意夸张蜀国的军力。）
详细过程就不写了，我写着累你看着烦，转入正题了。
刘备来势汹汹，吴国上下无人能拒敌，情势危急之下，孙权果断的启用的陆逊为大都督（就是你说的新人)率军5万前去迎敌。
陆逊这个人很有军事天赋，准确的分析双方的兵力、士气以及地形等诸多条件之后，指出刘备兵势强大，居高守险，锐气正盛，求胜心切，吴军应暂时避开蜀军的锋芒，再伺机破敌，耐心说服了吴军诸将放弃立即决战的要求。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一直后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线。然后在那里停止退却，转入防御，遏制蜀军的继续进兵。并集中兵力，准备相机决战。这样，吴军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岭地带，把兵力难以展开的数百里长的山地留给了蜀军。（这叫避短）
刘备的战略意图是希望依靠优势兵力和吴军速战速决的，不过陆逊很狡猾的避开了两军的正面决战。
从公元222年正月开始，双方开始短兵相接，陆逊采取以逸待劳的方法，整整6个月坚守不出。
等到天气变热，蜀军士气渐衰的时候，陆逊果断的上书孙权采取了“火烧连营”的方法，一把火将蜀军十多万大军葬身火海（和诸葛亮火烧藤甲兵有的比，够狠。）。
这只是初略的介绍下过程，你想清楚的了解这场战争就自己去查阅下有关资料，这里不说太多了。
刘备战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其兵力并不占优势。《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日：“癸亥，孙权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孙权上书曹丕本意是请魏国发兵助其一臂之力，自当如实相报或适当夸大刘备兵力，可证刘备东征孙权兵力最多四万余人。另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司马昭灭蜀时蜀国民众二十八万户，总兵力十万。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蜀中在籍人口不过九十万，与蜀汉末期相去不远，是时南中尚未评定，人力物力尚不能充分调动，脱籍逃户之隐性人口亦不可相较，故蜀汉军力至多与末季大致持平，即十万上下。时曹魏于关中尚有大军盘踞，屡有人寇之议，刘备伐东吴时自当留马超、魏延一定兵力防备曹魏从汉中南下，再以诸葛亮坐镇成都，以赵云守江州担任接应，加之各地镇兵，(《三国志?马忠传》：“先主东征，败绩獍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阙。”仅巴西一郡便留兵五千人。)其带领全国兵力近一半讨伐东吴应为可信。《三国演义》第82回说刘备率大军75万讨伐东吴，显系小说家的艺术夸张，不足为信。东吴方面，据《三国志·陆逊
传》所载“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兵力当在五万以上。以四万对五万，夷陵会战刘备在兵力上即处于不利地位。
刘备夷陵战败的第二个原因是其手下缺乏将才。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蜀汉五虎上将已去其三：关羽败亡，张飞遇害，黄忠病逝。(按：《三国志·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载，黄忠卒于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死于张飞遇害之前，根本不可能参加222年的夷陵之战。《三国演义》第83回写他随刘备伐吴，斩将破敌，不幸中暗箭而亡，显系虚构。)所余马超、赵云，马超镇守西羌，赵云因劝谏刘备伐吴，为备所不喜，让其督江州担任接应，另一猛将魏延则专职镇守汉中，
均未参加夷陵之战。从刘备此次出征带领的武将来看，并无知名宿将。《三国志》所述夷陵之战刘备部将吴班、冯习、张南、胡王沙摩柯等均无传，其名不显；只有镇北将军黄权，史书有传，曾向刘备献策进取汉中，夷陵之战前向刘备献言：“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备不从，遣权督江北军，以防魏师。但黄权乃文士出身，并非冲锋陷阵的骁将，斩将破敌非其所长。《三国演义》还说关羽之子关兴、张飞之子张苞为报父仇参加刘备讨伐东吴的战争，并斩杀东吴大将潘璋、马忠云云，考《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兴)弱冠为侍中、中监军”，张飞之子张苞早夭，另一子张绍，官至侍中尚书仆射，为文官，俱无参加夷陵之战的记载。反观东吴方面，韩当、徐盛、朱然、潘璋均为知名宿将，曾历经东吴开创大小十余次战役，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皆江表之虎臣”。与东吴相比，刘备在将领层面上无疑又输一着。
对刘备方面不利的第三个原因是后勤供应。刘备大军东下伐吴，其粮草甲仗等军需物资均需依赖成都平原的供给。从成都平原到湖北夷陵前线，陆路须穿越川东大巴山脉。大巴山斜贯长江南北，崇山峻岭，河谷深切，地形复杂，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艰险程度丝毫不亚于秦岭道。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作“木牛流马”以运送粮草，尚需数月之久，翻越大巴山脉运送粮草，其难度可以想见。故古代川、鄂两省交通，基本全靠水路。水路运输，可享江水顺流之利，所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但三峡滩险流急，两岸绝壁千仞，稍一不慎，便有船毁人亡之虞，故每遇洪水期，便船只停航，行旅断绝。且其运返之时，逆江而上，殊为不易，故黄权有“水军顺流，进易退难”之叹。反观东吴后勤供应十分便捷，夷陵以东便是一马平川的江汉平原，东距荆州军事重镇、南郡治所的江陵仅百余公里。221年吴主孙权为防范蜀汉报复其袭取荆州之举，“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已充分做好对蜀汉防御的军事后勤准备。东吴已占地利，复又缩短战线，吴军的粮草资秣自武昌经江陵转运至夷陵前线只需数日，无后勤供应不足之虞。而蜀军劳师远征，后勤补给线漫长，又需“缘山截岭”而至，故与东吴相较，刘备在后勤补给方面再输一着。
刘备夷陵之战失利的第四个客观原因是其水军战斗力不足，力量薄弱。蜀地居于长江上游，对于中游的荆州具有先天的战略地理优势。《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载“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引其子陆抗上疏云：“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县也。”《晋书卷三十四·羊祜杜预传》也载“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上述史实表明，从益州顺江东下，水陆俱进，对下游的荆州威胁极大，故吴将陆逊在夷陵之战中上疏孙权有“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之语。然刘备之所以不采水陆俱进之策，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盖因其水军过于弱小，力量薄弱，无法与东吴强大之水军相对抗。按刘备赤壁之战前，其水军已有一定基础。(《三国志·先主传》载当阳长坂之战前刘备“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诸葛亮说孙权时也云长坂之战后“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叫以此可证。)赤壁之战后刘备收得荆州新附之水军，其水军实力大为增长。后关羽以此水淹七军，围攻襄樊，威震华夏，为东吴孙权集团所忌惮，遂有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之举，致关羽兵败身死，蜀汉之水军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前刘备、诸葛亮先后入蜀时虽曾带领部分水军进川，但一则刘璋在益州也没有什么水军，二来刘备在夺取益州后也一直没有对川中水军进行专门的建设，故夷陵之战时刘备的水军相比东吴来说，可以说是很弱小的，不仅无法做到水陆俱进，甚至不能对岸上蜀军提供有效的侧翼掩护。故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命令水军“舍船就步”，以加强陆上的力量，实属无奈之举。设若刘备拥有强大的水军，并乘地势之利与陆上力量配合作战，水陆俱进，则东吴危矣。水军力量的薄弱，当是刘备夷陵战败的重要原因。
上述原因为刘备夷陵之战失利的客观原因，然刘备自身对夷陵之战失败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刘备夷陵战败的第一个主观原因是其并未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刘备既已下决心伐吴(刘备伐吴是非之辨，本文不予讨论)，自当应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粮草物资的征用、兵员的配备调拨、造船、训练水军等均非一时一刻之功，须作长期筹划。如前所述，拥有强大的水军是破吴的关键，建立和训练一支强大的水军部队，尤需时日。《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载“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作船七年”，“舟楫之盛，自古未有”，遂一举灭吴。而查刘备战前准备工作，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十二月关羽兵败被杀，仅过一年零八个月即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即率大军伐吴，对比西晋灭吴，很难想象刘备能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中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工作，至少在造船、训练水军方面准备不足，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水军之所以如此不济，当与此有很大关系。反观东吴方面，早在夺取荆州之后，东吴上层即已虑及日后蜀汉的报复，开始未雨绸缪。外交上两次主动向刘备遣使请和，极力避免战争，同时称臣求降于魏，已孤蜀势；军事上加强巫、秭归、夷陵、江陵、当阳、公安等上游诸要地的兵力与守备，吴主孙权还亲自公安移屯江夏郡鄂县，建立新都武昌，为总策应。刘备以己准备不足之军，战彼有备而来之敌，焉能不败。
刘备夷陵战败的第二个主观原因是他恃胜而骄，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夷陵之战初期，蜀汉军心士气甚锐，连战连捷。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蜀军初战击败吴将陆逊、李异、刘阿等部，进占巫县、秭归；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二月刘备大军进抵夷陵，围困夷道，是时吴之荆州固陵郡已失，宜都郡半已为备所据，武陵、零陵、桂阳诸郡群起响应，叛吴附蜀。连续的军事胜利逐渐使刘备上下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开始麻痹大意起来。陆逊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刘备戎马半生，久经战阵，对火攻并不陌生，其屯驻新野时，便曾火烧博望，为其生平得意之作，其作连营，必曾考虑到对手火攻而作相应的部署和戒备。东吴方面，火攻向为其长。夷陵之战时，陆逊已仕吴二十余载(按：《三国志?陆逊传》载“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考《三国志?吴主传》，建安五年曹操表权为讨虏将军，则迄章武二年，陆逊已仕吴二十二载。)，历经赤壁之战、荆州战役，以陆逊之能，不可能坚守半年而一朝顿悟火攻之计，必因刘备部署精密而苦于无机可乘。而当刘备骄惰之心已生，戒备必然松懈，遂被陆逊果断抓住战机，施以火攻，而至大败。
刘备夷陵战败的第三个主观原因是其对形势认识不足，缺乏战略考量。如前所述，夷陵之战初期，刘备连战连捷，已深入吴境五六百里，武陵、零陵、桂阳诸郡群起响应，纷纷叛吴附蜀，半个荆州已复。当此形势，刘备应正确认识到，以吴蜀之实力，只能相互重创对方，而无力吞并对手，况北方还有被称为“国贼”的强大曹魏，吴蜀战火绵连，得利者只能是曹魏。故当此时，刘备应乘战胜之余威，以许割荆州江南诸郡为条件接受孙权之求和，如此既可维持其所占之既得利益，又可为日后联吴抗曹留一后手，从而占据三国形势的主动权。可惜刘备计不及此，一昧东征，誓要灭吴，遂至夷陵惨败，实为不智。
综上所述，刘备夷陵战败，有其客观原因：兵力不占优势、缺乏得力将才、后勤供应困难以及水军力量薄弱。其主观原因则为刘备未做好充分战争准备、恃胜而骄，以及对形势认识不足，缺乏战略考量。然刘备之误，决非“备不知兵”，加在刘备身上的这一不实之词应予更正。
周瑜鲁肃后是吕蒙，你说的新人应该是陆逊，不是吕蒙，夷陵之战就是陆逊打败刘备
东吴陆逊，这就是继周公瑾、鲁子敬之后的人。
是陆逊。
打仗打的无非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夷陵之战之时，蜀军远来，天气炎热，不占天时；密林扎营，防御困难，不占地利；匆忙起兵，将帅离心，不占人和。焉能不败？
再看吴军，作为防御一方占了以逸待劳的优势，而且还有利于鼓动士卒保卫故土的责任感。再加上陆逊用兵得法，积极防御，后发制人，这才一战而胜，创造了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