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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重要，坏处，破坏国家统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导致唐王朝的衰败，好处就是结束了唐王朝的腐败。
安史之亂影響
安史之亂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其影響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點∶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裏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遊，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余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仆固懷恩追擊，仆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誌（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象沒有終止。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裏內，僅有“編戶千余”，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余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谷，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征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
書本《安史之亂》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安史之亂主要人物大燕皇帝安祿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貴族，因功受唐王朝賞封賜姓“安”；*安慶緒：安祿山之子。史思明史朝義：史思明之子。唐軍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陳玄禮郭子儀李光弼許遠張巡顏杲卿魯靈張介然
第一，戰亂使社會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一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裡百餘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第二，安史之亂，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後實際上統一的中央王朝已經無力再控制地方，安史餘黨在北方形成藩鎮割據，各自為政，後來這種狀況遍及全國。安史亂起，唐王朝分崩離析，已經沒有力量鎮壓這次叛亂，只好求救於回紇以及由少數民族出身的大將。當史思明之子史朝義從鄴城敗退時，唐遣鐵勒族將領僕固懷恩追擊，僕固與唐王朝有矛盾，為了私結黨羽，有意將安史舊部力量保存下來，讓他們繼續控制河北地區，使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後改名李寶臣）據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懷仙據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領節度使之職。這就是所謂“河北三鎮”。三鎮逐漸“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賦不入於朝遷”，把地方軍事、政治、經濟大權皆集於一身，“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以後其他地區，如淄青（今山東淄川、益都一帶）李正已，宣武（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據，不服朝廷管理。這些方鎮或“自補官吏，不輸王賦”，或“貢獻不入於朝廷”，甚至驕橫稱王稱帝，與唐王朝分庭抗禮直到唐亡，這種現像沒有終止。第三，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里內，僅有“編戶千餘”，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餘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所謂“靡室靡農，皆籍其穀，無衣無褐，亦調其庸”。唐憲宗元和年間，江南八道一百四十萬戶農民，要負擔唐朝八十三萬軍隊的全部糧餉，所以“率以兩戶資一兵，其它水旱所損，徵科妄斂，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書本《安史之亂》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徵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一朝，“群盜蜂軼，連陷縣邑”，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一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第四，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一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一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鎮隨之全部喪失。此後，吐蕃進一步深入，唐政權連長安城也保不穩了。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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