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从广西出发，一路上粉碎敌人的堵截追剿，于1853年初到达武汉三镇。紧接着，50万起义大军水陆兼程，克九江，取安庆，下芜湖，顺江东下。陆军威武雄壮，阔步前进，水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在气势雄伟的太平军面前，腐败的清军则活现出一副狼狈相，“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同年3月19日，太平军用地雷轰塌仪风门，破城而入，路斩清朝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次日，太平军分别从水西门、聚宝门、汉西门入城，又斩清朝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3月29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大驾驻跸南京，定为天京，即作为太平天国首都。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一项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当时可供选择的几个建都地点中最为合适的一个。下面对北京、河南、南京三个可供选择的建都之地作一番粗略比较。

一是建都于北京。曾经有许多学者对太平军攻取武汉三镇后，没有一鼓作气向北挺进，夺取全国胜利表示惋惜。这一观点大概是外国友人呤唎首次提出的，他说：“天王在南京停留下来，开始防守自己的阵地，实在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且是一个使他失去帝国的致命的错误。如果他不让敌人有时间喘息，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挽回颓势，而集中兵力直捣北京，那么毫无疑问，他的光辉灿烂的胜利进军将会使他几乎不遇抵抗地占领北京，而清朝的崩溃会使他一举得到整个的帝国了。”①

直捣北京就是胜利的说法至少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朱元璋攻取南京，建立了长治久安的全国性政权——大明王朝；李自成直捣北京，但大顺政权并没有在北京站稳脚跟。可见，并非建都南京必败，建都北京必胜。再就当时情况看，太平军直捣北京几乎是不可能的。太平军攻取武汉三镇时，兵力号称50万，其中包括大批随军家属。实际能打仗的不过10多万人；北京是清政府所在地，兵力集中，常备旗兵14万9千人，绿营兵60余万人。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到进入武汉，一直未遇清军主力部队交锋，未歼敌有生力量，冒险北上也很难“直捣”。况且，主要来自两广的士兵们，陡然进入天寒地冻之区，必然水土不服，饮食不能适应——米谷改为面食；不仅生活习惯，而且宗教信仰上，也与北方群众格格不入，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壮大队伍上，也确实有不少困难。这就决定了太平军北上取胜把握极小，而败亡的可能很大。

二是攻取河南，在中州之地建都。一说，太平军进入湖南时，就欲由益阳，取道常德，及至“取河南为家”②，后因得到民舟数千，便改作顺流而下，但到南京后仍不忘西去河南；二说，天王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洲（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知（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固（故）而未往。”⑧三说，太平军拟进取中州，因“侦知河南重兵扼守”，乃决定弃河洛取金陵。④

三是建天京于金陵。在这个问题上，首领们之间基本一致，但也有分歧。一贯坚持建都南京的是杨秀清，在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⑤；当出广西入湖南，部众产生回老家念头时，杨秀清力排众议，曰：“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拢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默然之。”⑧入武昌，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下凡令其直犯江南。”⑦洪秀全“在广西便欲到南京”⑧，入湖南时尚表示赞同杨秀清“专意金陵”的主张，进入武昌时在去河南还是下金陵问题上有摇摆。反对建都南京的是卞三娘和罗大纲。据记载，广西籍女将卞三娘“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否决了她的意见后，“卞三娘因其言不用，率领女兵自回广西，不知所终”⑨。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秀清方专权，不纳；以大纲志怯，乃命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率兵5万北犯。”⑩

当卞三娘、罗大纲等人的意见被杨秀清用天父下凡的强制手段压服后，接着就发动41人从不同角度来论证建天京于金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41篇《建天京于金陵论》虽然文字干巴、格调呆板，但对建都金陵的道理大体上还是说明了的。从地理形势看：“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雄踞东南，俯视西北”，“钟阜有龙蟠之象，石城有虎踞之形”，“出可以战，处可以守”。从政治上看：它是“王气所钟”，“天下名邦”，“雄踞东南，足以壮天威成王业”。从经济上看：“五方杂处，百货骈臻，物产丰盈”，“楚尾吴头，民物浩繁”，“财货所聚，户口常充”，“湖北、河南皆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徽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易”。从人才看：金陵乃“士林渊薮”之地。

从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引起内外反动势力震惊看，颇能说明建天京于金陵基本正确，无可厚非。太平军攻取江南，“遏绝各省解京粮道，粮道不通，京师震动”⑾。英国香港总督兼使华全权代表濮亨致罗塞尔的报告中说：“如南京陷落一成事实，中国政府将受到自变动以来所未曾有之严重打击。所以者何?中国故都之地位，以及其在历史上之关系，在中国人心中如何重要，始置勿论；即以地势言，南京城在扬子江岸，大而且要，居帝国之中央，接近运河，实是阻碍一切交通，切断米粮运往北京之路；今竟被强有力的大队武装叛徒所占据，此事诚未可忽视，尤不应随意加以掩饰。”⑿

在当时条件下，太平军出广西，经两湖，打一路失一路，迫切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根据地，整休部队，建立政权机构，规划全局。建都南京可以说是一个最佳方案，比之河南、武昌、四川，更有利于太平天国的存在和发展。当时的东南地区，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在太平军东下时，两江总督仅率领5千人抵九江，名为抵挡，实为做个样子给主子看看而己，其它地区并无重兵把守；东南地区物产充盈，在保证给养上较它区优越；取水路下金陵，顺江而下，仅化一个月时间，就避免了敌军的围剿堵截，又不致使随员家眷和辎重成为行军的包袱，比陆路取河南入四川较为有利。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与建都后的失误不能捆绑在一起。太平天国在南京的十多年确实是有许多失误的，如孤军北伐，上层领导集团的享乐腐化，乃至杨韦事变等，但这些与建都地点并无必然联系。正象人犯错误同他的出生地点无关一样，不能把建都与建都后的失误混为一谈。

太平天国没有夺取全国性的胜利，终究败亡于东南一隅，其原因本文不准备展开论证，仅摆几点浅见如下：

军事上，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南京，除在蓑衣渡、长沙两地受阻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因此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以为“建都既成，天下大定”⒀，对于没有遇清军主力部队交锋，还没有歼敌有生力量这一点，缺乏清醒的认识；在大好形势下如何巩固胜利，扩大战果，又缺乏深谋远虑。也正是在这种轻敌麻痹思想支配下，高级将领大都在“小天堂”享福，只派中下级将领率少量兵力去北上完成“直捣”的伟业。这怎么能不碰壁呢?

政治上，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孤立打击少数顽固之敌。在当时，用“反满”旗帜作号召，完全能够争取到一批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化阻力为助力。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大都是小知识分子，亲自制定国策，规定章程，发布文告，几乎没有吸收社会贤达、有识之士共同参与。正因为这样，太平天国没有能够避免本来可以避免的许多失误。如拆散家庭，实行男女分居；禁止小手工业自由经营，集中到“诸匠营”、“百工衙”中，为天朝效劳；用强制手段改变人们宗教信仰。这些过激政策，人为地制造了社会动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基本群众。城市居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纷纷外逃，天朝无法禁止，只得规定：“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拿，不准担挑”⒁。男馆女馆中怨声四起。太平军的老兄弟杨元清，其妻讲了几句不满于“夫妻分在两处”的话，东王“怒其出怨言，杀之，元清遂不复用。”⒂

思想作风上，太平天国首领们进入“小天堂”以后，大都滋长了讲排场、摆阔气的坏作风：宫殿巍峨，陈设华丽，盛置嫔妃，皇权主义、等级特权主义大大恶性膨胀，终于演出了骨肉相残的天京悲剧。太平天国大业终于由兴盛急剧地走向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