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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据的藩镇在本境内，召集党徒，练兵修城，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除文武官员，尽量保持独力的权力。“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其职位父子相袭，或为部下所袭。中央政府往往承认既成事实，不能稍作更改。藩镇“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他们拥兵自重，“自擅一藩，职贡不入，赏罚由己”，俨然成为一个个独力王国，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唐中央政府成各藩镇玩弄的工具。
在经济上，各藩镇成为地主利益的集中代表，他们“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多时献奉而已”，这直接危及中央的财政收入。尤其是河朔节度使，“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朝廷又对此毫无办法，于是“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道数十州”，中央的各项支出只有靠这几个地方来维持了。
安史之乱后，曾经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火烟断绝，千里萧条。以前，唐朝“军国大计，仰于江淮”。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直接管辖的土地大为减少。据元和三年（公元807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统计，山东、河北、河南的十五道七十一州之地，长期沦于藩镇，全国三分之二的人口，二分之一的仓储谷物，为藩镇所霸占。唐政府每年的财政来源，仅靠浙江、宣州、歙州、淮南、江西、鄂州、岳州、福建、湖南等八道49州的赋税，入不敷出。唐末蔡州节度使秦完权每次出兵时不先转粮，而用车载穷人尸体以充军粮，其士兵“所至屠老孺，焚其庐，城府穷为荆棘”，以至西起关中，东至青齐，南及荆、郢，北亘卫、滑，人烟稀少。
当时“郡将自擅，常赋怠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军阀经过互相厮杀，也只剩十几个了，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和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最大。他们在军事上互相排挤，政治上又力图操纵中央政权，号令全国。而在中央政府内部，宦官和朝臣又分别勾结藩镇为外援，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十分激烈。公元907年，朱全忠终于篡唐自立，建立后梁，唐以290年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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