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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时期，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王朝积贫积弱的状态的改革。王安石于熙宁第二年出任参知政事，又一年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包括1.保证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2.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等3.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前后历时十五年，在收到一定效果的同时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在伊宁七年第一次罢相，以后虽复起却已不能继续推行新法，熙宁九年辞官，从此闲居江陵。到司马光当成相识新法被完全废除。
熙宁四年，苏轼反对变法，被谢景温诬奏，为躲避政治旋涡自请外任，调杭州，虽是自请，但也是形势所逼，姑且算一贬。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元丰十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观念不同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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