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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过程中
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完全意义：①有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同盟会）②有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③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论战、起义）④推翻了帝制，颁布《临时约法》，使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最高水平。软弱性：①无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三民主义、《告友邦书》）——纲领②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宣传局限在知识分子之间且掺杂着大汉族主义）——方式③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结果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参考资料：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革命不彻底，各地掌握实权的几乎都是原来的封建官僚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那么，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辛亥革命中都有哪些主要表现呢？一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反帝和彻底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纲领。“民族主义”的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它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清政府，而忽视了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但它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皇帝和贵族，并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反而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为汉族的旧官僚、地主、军阀混入革命阵营以可乘之机。“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它并不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更不是废除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从而不可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辛亥革命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建立起一个组织严密的革命政党。同盟会虽然是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但组织涣散，派系复杂，同盟会的活动基本上是采取秘密活动的形式。参加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在回忆时就说“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武昌起义后，有人主张继续以原有形式存在，而更多的人则主张公开活动。1911年底，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强调同盟会要加强内部的团结，在以后适当的时机改组为议会政党。会议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部分人进行改组活动，各行其事，使同盟会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三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单纯依靠会党、新军，不注重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会党的组织涣散，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要依靠的力量就是会党。武昌起义中的军事主力是湖北新军，当时湖北新军中虽然有很大的革命成份，但新军究竟不是革命党自己建立的革命武装，其成员即使是受革命影响的部分，也因为缺乏坚强的领导，不但对新军中的洋务派、立宪派军官的面目认识不清，而且没有经过应有的改编和改造，也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强有力的革命武装。四是武昌起义成功后，拱手把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旧官僚黎元洪和立宪党人。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湖北军政府的首脑应由社会上有“资望”的人来担任，才能号召群众。这样，仇视革命的旧军官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立宪党人汤化龙作了民政部长。五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的情况下，使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从而控制了大部分地区政权，使革命潜伏着失败的危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是各省掌握政府实权的大多是旧官僚、立宪派和旧军阀，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是投机革命，伺机破坏革命，他们在革命阵营的内部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六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告各友邦书”中承认了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这说明了革命党人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但直到南京临时政府宣告结束，始终没有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七是武昌起义后，在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压力下，同意停战议和。1911年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孙中山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提出了三个条件：临时政府要设在南京；新大总统到南京就职后，他才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新大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即将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是这些限制条件，被袁世凯一一破环，孙中山也一次次的妥协退让。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权威回答：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馀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辛亥革民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馀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人杀得不够多，不够狠！要是把所有人前朝的人都给处理掉了，大权怎么会再次落到前朝遗民的手里呢？这一点真的不如日后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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