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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那么能介绍一下唐朝藩镇割据,以及宋这么改变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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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那么能介绍一下唐朝藩镇割据,以及宋这么改变的原因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参考资料：http://www.xici.net/b723831/d57255855.htm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时期，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http://www.artx.cn/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李豫初年到唐德宗李适末年(762～805)，是割据形成发展时期。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者）镇大将李正己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以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四人。在今湖北，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今湖北西北部达十九年。建中二年（781）,梁崇义被消灭，三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四年前,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路过京师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贞元元年（785）八月平定李怀光，二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也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德宗经过这场恐慌之后，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但也做了一些削藩的准备工作,一是加强禁军（神策军）,二是充实府库。不过，这两方面都造成了另一后果，即宦官进一步控制中央政权。1.地方势力过大,会形成与中央政权的对抗,阻碍政令统一;这是吸取唐朝末年藩镇势力过于强大,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的战争层出不穷,中央很大程度上受到藩镇的挟制.为了阻止这种局面的再次出现,赵普建议削弱地方权力.2.与其它朝代不同的是,a.宋太祖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的方法,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体面的做法----杯酒释兵权,解掉手握重兵的将领的兵权,将兵权收归中央,禁军直接有皇帝掌握;b.强干弱枝.c.实行轮换制,更戍法,将领轮流.达到一种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境地，同时兵部与将领互相牵制.d.将部分司法权收归中央，所有被判死刑的人有中央重新审核;e.设置路转运使,回收财权.f.设置知州的副手同知,表面低一级,实质是监视知州.3.宋朝没有出现武将专权与地方割据的局面,中央政令得到了很好的实行。但是由此带来的冗官繁多,军队数量巨大却战斗力低下,同时由此带来的财政拮据,也是宋朝长期屈服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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