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交叉，或说相邻学科向史学的渗透。西方史学自兰克以来形了重视史料批判、重视实证的谨严学风和传统，“事情怎样发生，史家就怎样叙述”。这种学风有力推动了史料的收集、考订、汇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类专题研究，使历史学在西方终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的兰普雷希特(Karl Lampecht，1856-1915)主张突破狭隘-史范畴， 扩大史研究领域，并于1909年在莱比锡创办皇家文化史和通史学院，邀请学者讲授历史哲学、人种学、经济、比较法、中国文化史等课程，是为新史学的先声。继之而起的美国新史学派和法国年鉴派，更在建设“史学新同盟军”、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方面出了贡献。"美国新史学代表人物詹姆斯。H。鲁滨孙认为，“各种学问的界线是互相交错的”，“一切科学都是永远互相依赖的”，一门科学取得的进步“绝大可能性也都是有意或无意地靠着其他科学的帮助”。197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吸引了剑桥、牛津、 哈佛、普林斯顿等校诸多学者参与专题探讨，成为运用学科交叉方法研究历史的重要阵地。其中如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成员E。A。瑞格里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业变革：近代早期的英国与欧陆》，成为研究东西方近代社会转型问题引用率颇高的文献"。时至今日，学科交叉推动世界史研究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

    目前西方新-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理论兴奋点和研究概念、范畴往往来自相邻学科的渗透。-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地理学、法学、伦理学的发展变革，使史学直接或间接获得新的学术生长点和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文化，社会资本，人类学互惠理论，道德经济，产权制度与交易成本理论，查雅诺夫和舒尔茨的农民经济理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普通法与衡平法，屠能、A。韦伯、克里斯塔勒的区位理论等理论方法，程度不等地促进了一批史学著作的问世。中国读者已经看到中译本的著作如D。诺斯与R。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均可视为这种学科交叉的产物"。

学科交叉对当代史学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影响之一，是促进了一系列新的专题研究。1997年12月，哈佛大学举办了题为/社会资本的范式：比较视野下的稳定与变革0的史学讨论会，这是西方史学界对社会学界推出的资本新概念——“社会资本”做出的学术回应。与以往人们熟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为理论的创建做出了贡献，而影响更大的是哈佛社会学教授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帕特南带领他的小组费时20多年，对意大利南北地方行政区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北部地区社区成员具有较高的相互信任和合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长期存在的社会资本优势是这一成功的部分原因”；南部地区则相反，社区成员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感，“谁相信别人谁该死”。“人人为自己，人人骗人人”是当地盛行的社会观念，社会资本的匮乏加深了经济落后与社会动荡。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著作《使民主运转起来》，被誉为继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之后的力作，先后在社会学、经济学、-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哈佛史学讨论会展示了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思考，论文收入麻省理工《跨学科历史杂志》1999年两期专辑，随后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讨论会同名的论文集。论文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意大利市民社会的历史起源、英国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社会资本的多样性、西欧工业革命早期的社会资本、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妇女俱乐部、20世纪澳大利亚妇女的自愿团体等等。社会资本的历史研究，关系到近代新旧社会交替之际乃至现代社会条件下，民间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区人际关系，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帮助，这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见，它将形成历史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一个新领域。

影响之二，是促进了对于传统课题的新思考。传统-史关注的是上层-人物和-事件，新-史吸收-社会学中有关“-文化”的概念，注重研究群体和社会公众的-观念、-情绪、-行为以及-的文化象征符号。例如，1999年剑桥大学的阿兰。克罗马蒂埃(Alan Cromartie)从-文化视角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进行了再探讨，认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场先期的“英国革命”(an English revolution)。这场革命由爱德华。科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都铎王朝伊丽莎白时期的检察总长，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一世的首席法官和枢密院成员，1616年被解职，1621年进入议会下院，激烈批评专制王权，认为“法律即理性”)为首的一批法学家和律师发动。他们以普通法为武器，从16世纪晚期开始酝酿，到17世纪初形成气候，至1628年基本完成革命，使宪政思想深入人心，从法理上树立了议会对于王权的-优势。这种“革命前的革命”的提法自可讨论，但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研究层面的拓宽，有助于传统课题研究的深化。

同样联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从-文化入手，蒂特勒(Robert Tittler)《英国宗教改革与城镇：-与-文化，约1540-1640年》的研究却另见特色。作者把目光从首都伦敦转向地方城镇，认为经历16、17世纪宗教改革的洗礼，广大地方城镇的近代-观念趋向成熟，市民的主体-意识觉醒，这种市民文化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令人注意的是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蒂特勒将市政厅及厅内所挂画像作为重要考察对象，研究建筑物与肖像体现的-文化表征和市民的-心态，应当说这是-史研究领域一种有意义的尝试。-文化的历史研究从外部看是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的学科交叉，从史学内部看则是-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相互渗透，它使-史开始摆脱传统框架的制约而开辟自己的新生面，不是传统史学的简单“复归”。新研究从多方面丰富了-史的内容，使-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重新成为史家关心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世界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科在新世纪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比较研究是世界史学科经常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西方史学刊物大量评价了3本引人注目的历史新著：大卫。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译《新国富论》)、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兰德斯在自己著作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明言，“本书旨在撰写世界历史”。的确，这三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视为世界史著作，同时也都具有鲜明的东西方历史比较特征。《国富国穷》与《白银资本》在历史观上可谓唱对台戏。前者认为西欧从地理气候条件到传统社会的发展都碰上了“好运气”，走上了“例外”的独特发展道路。兰德斯强调，“近千年来，欧洲(西方)一直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首要推动者”。作者认为不必纠缠于“欧洲中心论”这样的道德问题，他“宁愿取真实，而不愿屈就道德”。《白银资本》则要彻底清算包括作者本人过去观点在内的一切“欧洲中心论”。弗兰克认为，近代早期世界体系的中心不在西欧而在东方、尤其在中国，美洲白银的大量东流就是明证。中国史学界对此有多种反应，言辞尖锐者称“中国不需要皇帝的新衣”。相比之下，王国斌的著作得到较多的肯定，特别是他在书中提出的双向评价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吴承明先生称赞“这也许是惟一可行的、至少是公平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继《转变的中国》出版之后不久，王国斌的同事、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彭慕兰(K。Pomeranz)于2000年发表了他的专著《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引发了最近一场以加州大学学者为主的中、英近代历史比较的大讨论。论辩一方主要为中国学术界早已熟悉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以及20世纪70年代挑战波斯坦“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声名鹊起、现任该校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还有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史学者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另一方主要为尔湾分校的彭慕兰、王国斌，以及加州其他大学的5位史家，他们被弗兰克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该校社会学学者王丰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史教授李中清(李政道之子)，在观点上也与他们相近"有关讨论文章，见于2002年《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61卷第2期和《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7卷第2期。应当感谢《历史研究》编辑部，他们将2002年5月才发表的黄宗智对《大分岔》的长篇评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以中译文形式在该刊2002年第4期迅速转载，使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缺乏西文资料条件的读者尽快了解这场刚刚展开的历史论争。连同以上著作，人们可以对中西近代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国际前沿动态进行深入的思考。

黄宗智以简明的文字概括了《大分岔》的比较方法和主要观点：彭慕兰认为，欧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都与欧洲了无差异。易言之，与过去20年来的学术研究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比，1800年以前欧洲的发展速度要远为低下，同期的中国也更少内卷化。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主要是因为英国非常偶然而幸运地获得了易开发的煤炭以及来自新大陆的其他原材料。王国斌的看法与彭慕兰相似：“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扩张中，斯密型动力都起了重要作用。中西之间的分道扬镳，直至工业革命发生后才出现”。{显然，彭、王两人的看法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近代早期中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大体相当，不存在欧洲先进与中国落后的强烈反差。第二，19世纪以前中西社会经济都没有出现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动。至于弗兰克则认为中西在经济方面不是“了无差异”，而是中国明显优于欧洲。他借助拜罗克的估算，声称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这种完全脱离历史境界的拔高，就是前文所讥讽的中国人无法接受的“皇帝的新衣”，除了使人谔然惊诧，别无任何意义。

在吸收近20年西方近代早期研究成果基础上，黄宗智自己的学术观点鲜明。在他看来，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消费革命等“五大变化”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由于擅长英国史和欧洲史的布伦纳加盟，黄氏一方进行中西比较的学术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促进整个论辩水准的提高}。目前，论辩双方都认为进一步搜集充实史料和分析史料是解决问题的一项关键因素，同时也意识到应当从制度层面去拓宽讨论的范围。人们期待着这场新讨论能够取得像当年“布伦纳论争”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积极成果。对于这场刚刚拉开帷幕的讨论，笔者认为问题的焦点有二：其一，近代早期中西社会诸层面有无本质差异或重大差异；其二，近代早期社会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特别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有无重要意义。两个问题又都关系到对世界史体系的认识，具体说关系到世界近代史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端，是工业革命，还是“近代早期”的上限15、16世纪?如果西欧近代早期没有出现具有“原初现代化”意义的重要转折，没有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准备必要条件，并且与同期中国一样只是形成传统社会框架内“无发展的增长”和“没有近代化的商品化”，那么后一种分期法自然缺乏历史依据。当前这场讨论的展开和深化，可以促进人们对世界历史整体进程的认知，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过去和更清醒地面对未来。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 释：

①吴于廑：《世界史前景杂说》，《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

②吴于廑：《自传》，《吴于廑学术著作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③[美]詹姆斯。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3页。

④E。A。Wrigley， 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XV：4(Spring，1985)，683-728。

⑤兹举数例。国内著作如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国外著作如Robert Tittler，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Towns in England： Politics and Poetical Culture， c。1540-1640， Oxford， 1998。 Tom Scott， The Peasantries of Europe from the Four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1998。 J。C。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ng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C。Ginzberg， Cheese and Worms， London， 1980 Hana Krausman Ben-Amos， Adolescence and You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⑥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⑦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XXIX：3(Winter1999)；XXIX：4(Spring1999)。

⑧Alan Cromartie， The Constitutionalist Revolu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163 (May1999)。

⑨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and Some So Poo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98。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R。 Bin Wong， China rans 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D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3种书均有中文版：《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 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新国富论》，汪仲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转变的中

⑩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

王家范：《解读历史的沉重——评弗兰克<白银资本>》，《史林》2000年第4期。见《转变的中国》中文版，序。

（11）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Patrick Manning， Asia and Europe in World Econcomy： Introduc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2 (Apr2002)：420。

（13）Philip C。 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2(May2002)：501-538。

（14）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第79页。

（15）弗兰克：《白银资本》，第241页。

（16）Robert Brenner and Christopher Isett， England’s Divergence from China’s Yangzi Delta： Property Relations， Micro economics， and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 no。2 (May2002)：60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