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前夜着手，贫富开始分化、阶级逐渐产生，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是谁最有威慑性的实力，谁就能迫使大家把他说成是最贤能者了。“尧的比较富有，舜有储粮仓库，禹的父亲曾筑城保护自己的财产”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似乎民主公正的禅让制，其背后就存在着以经济实力夺位的真相。用《韩非子·说疑》的话来说，就是“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正是在这种凭借实力参与争位的禅让制下，也就必然会出现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舜逐共工夺尧位，禹放虞舜继其位，启杀伯益夺其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而王位世袭制则把这个参与争位的范围限制到王家子孙这一圈子内，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这是历史的一个进步。而造成这个历史性转变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历史唯物主义又认为社会意识不仅仅以如实地反映社会存在为己任，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创新功能，突出地表现为意识超越社会现实的局限而创造出新的观念，进而又表现为在新观念指导下实际地改变社会现实，创造新的社会状态，这是人类意识的能动作用的最高表现，特别是经过人民群众的实践之后，社会意识就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如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的宗教意识，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有准备、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发动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基本瓦解了东汉王朝，使其名存实亡。

利用宗教意识进行斗争，是农民-斗争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宗教毕竟是-人的鸦片，又有着其消极的腐蚀作用。它会束缚人民思想，削弱人民战斗力，使农民分不清敌我。如青州黄巾军由于曹操摧毁过寺庙，便错误地认为他是自己的同盟者，结果被曹操瓦解和镇压。

二、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观点，解释学生难以理解的历史概念。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结构即-法律制度等则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各阶级经济地位及其利益的体现而已。如对周灭商后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它和井田制的关系怎样？学生对此感到很难理解。如从-结构和经济结构相互依存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疑难就会化解。周灭商后，为了有效地统治地域广袤的领土，“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以周族的血缘关系为依据，逐次分封，建立起以逐级臣属和纳贡为条件的家族系统，而周天子就是这个以天下为家的家族系统的总族长。

这样，政权族权合一，各个在血缘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家族，同时就是国家-结构中的不同环节，西周的国家结构就是姬姓家族的扩大。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结的家长家庭公社关系的国家化，是西周社会的重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整套宗法制度。与这套宗法制度相适应的就是当时的井田制这一经济制度。用生产关系三要素来分析，井田制的“土地国有”（即为周天子所有）是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奴隶主（诸侯臣下）强迫奴隶集体从事劳动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而奴隶主（贵族阶层）完全剥夺奴隶的劳动成果则是产品的分配方式。这三点就是井田制的本质。至于“耕地阡陌纵横，像井字形状”只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而已。由于分封制的-结构适应了井田制的经济结构，西周的农作物品种增多，手工业门类更细（号称“百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成为地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使我国的奴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又如宋与汉唐相比，统一没有完成，社会矛盾从建立初期就甚为尖锐，统治者也较为腐朽，为什么商品经济却得以繁荣？如果从生产力发展迫使生产关系作了一定的调整来解析，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其一是北宋虽未统一全国，但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其二，“杯酒释兵权”的交换条件是“多择良田美宅”，使北宋土地兼并甚于前代，造成政府财政困难，因此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城镇出现，都市繁华，交子使用，使商品经济得以繁荣，这样工商业增加的税收就弥补了财政收入的不足。而南宋统治者虽占半壁河山，但随着经济中心南移局面的最后完成，临安商业的发展又大大超过了北宋的东京，其对工商业收入的依赖程度更大；其三，城镇商品市场的扩大和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发展，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又为海外贸易的兴盛提供了条件，使得宋代统治者从海外贸易的收入中获得了巨利；其四，汉唐以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两宋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矗再如资本主义萌芽，１４、１５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稀疏地出现，与此同时中国明朝的中后期也有相同情况发生。

这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发展水平绝不低于西欧国家。但在此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呢？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放弃海外活动良机，固守传统的农业经济，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腐朽的封建制度对新生的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扼杀了资本主义向前发展。由此，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对农业经济国家的决定性优势。这一对比优势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反映在-上和军事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仗着这种优势进行扩张，采用“舰炮政策”打开经济落后国家的门户，使其日益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在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其中的历史教训不仅极其深刻，而且又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阐述重大的历史事变。

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而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社会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一句话，一切历史事变的结局只有遵循了这一基本规律才会成效显著。

如商秧变法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废井田开阡陌”，动摇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废除奴隶主贵族特权”、“建立县制”摧毁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建立起了适应封建生产关系发展需要的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商秧变法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协调互动的力量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又如汉武帝在军事行动、役使百姓和加强思想控制等方面“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为什么“有亡秦之失而免于亡秦之祸”呢？如果能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来剖析，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秦始皇北击匈奴是在刚刚统一六国之后进行，连年征战使本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生产力又雪上加霜，役使百姓，民不堪命，埋下了秦朝覆亡的种子；而汉武帝是在休养生息６０多年后国力强盛的情况下反击匈奴，有利于北部边疆的安定和生产力的发展。

秦始皇役使百姓主要是为一己之私利修宫室和建陵墓，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田地荒芜，社会生产力又受到很大摧残；而汉武帝征发农民服役是用以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对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至于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采劝焚书坑儒”的残暴手段，对知识分子进行野蛮的镇压，造成了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的恶果；而汉武帝则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通过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上的大一统局面。简言之，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兴才勃也；否则，其亡也忽焉！这一点表现在元清两朝的统治上，也甚为分明。

二者同为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元朝仅存在了９０年，清朝统治却长达２６８年，何以会形成如此差异？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来解析，一是元朝君位继承不稳定，在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铁穆耳之后，争夺皇位和权利的斗争持续不断，仅从１３０８年到１３３３年的２５年间就先后更换了八位皇帝，这种夺权斗争往往把整个统治集团的成员都裹胁进去，造成-和社会的动荡不安；而清朝之初就以“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奠定了稳固的统治基础；二是元代的黑暗统治，使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特别低下。相传元代社会把人分为十等，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