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人说他是一手拿十六颗夜明珠。”夏东元说。所谓十六，不过是约数，形容其权柄在握，风光一时。

“在这十一个第一里面，最重要的恐怕是铁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袁为鹏说，“就他掌握的资源来说，铁路是最集中的，同时铁路也是最复杂的，他一生受争议最多的就是铁路，曾经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大清的覆亡和盛宣怀的退出，和铁路大有关系。”

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数。

盛宣怀如何谋得这个肥缺？这要从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关系说起。

盛宣怀和张之洞

“张之洞并不喜欢盛宣怀这个人。”袁为鹏说，“但是他又离不开他。”

盛宣怀这个人的重要性就在这里。论做官，他一辈子最高也不过就一个尚书；论德行，他的贪污问题一直就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人人都知道他花头多，但是人人都离不开他，包括最高当权者慈禧也是这样——要不是盛宣怀办了电报和铁路，恐怕庚子之乱的时候老太太既走不了，也回不来。

原因很简单，盛宣怀经办的铁路、轮船、电报，这些都是当时的基础性行业，而且是官办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可以赚钱的大行业。“一个很重要，一个能挣钱，盛宣怀把这些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袁为鹏说。

对清流出身、没有实际办洋务经验的张之洞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9年，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奉命在湖北兴办洋务。“这时候的湖北是个穷地方。一开始，张之洞自己对于在湖北办事也缺乏热忱。”袁为鹏说，“但之所以选择湖北，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办在经济发达的沿海，清政府担心一旦战事打起来，损失过大；第二，当时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全是李鸿章淮系的力量，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这并不是好事，所以需要扶植张之洞在湖北的力量，用来牵制淮系。”

和站在起跑线上的张之洞相比，当时的盛宣怀俨然是李鸿章手下的经济大总管。盛的父亲盛康是李的老朋友，传说李曾经认盛为干儿子，有子侄之情，算是他的大靠山。“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夏东元说。

力量的对比明摆着。张之洞就算对盛的私德有非议，就算忌惮盛背后的李鸿章淮系力量，“可他还是不得不在人才和资金上有求于盛。”袁为鹏分析说，“他在湖北办事的时候，大量人才都来自东南，这些人多少和盛宣怀都是有关系的。在资金上，他刚开始办汉阳铁厂的时候，醇亲王承诺每年拨银200万两，可是不到一年醇亲王就死了，钱也泡汤了。所以，汉阳铁厂的资金问题叫张之洞很发愁。”

张之洞缺钱，盛宣怀可是有钱，而且发愁没地方花。盛宣怀一生的抱负，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当时盛的实业在沿海发展得很快，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收购了美国旗昌公司，成为可与外商竞争的大公司；电报和银行也初具规模。他的抱负要实现，势力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向内地走。因此，盛宣怀对于武汉觊觎已久。

尽管如此，张、盛之间并没有一拍即合。时机出现在甲午战败之后。

“这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袁为鹏说，“一方面，李鸿章甲午之后倒台了，所有淮系大员的处境非常困难，很多人弹劾盛，-优势转化到了张之洞这边。另一方面，战败后政府更加没钱，张之洞从中央拿钱更加没指望，盛宣怀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

命运给了盛宣怀这次机会，他抓住了，和张之洞做成了一笔交易。这笔交易使他同时得到了汉阳铁厂和芦汉铁路的督办职位。

后来梁启超是这样记述这件事情的——

当时张所创湖北铁政局，经开销公项六百万两而无成效，部门切责。张正在无措之时，于是盛来见，张乃出两折以示盛，其一则劾之者，其一则保举之者。盛阅毕乃曰：“大人意欲何为？”张曰：“汝能帷幄接办铁政局，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乃诺之。

盛宣怀帮张之洞接下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张之洞则帮他摆平弹劾一事，而且保举他担任芦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以自己的-优势换了一个经济砝码。而盛宣怀呢？一旦担任铁路督办，汉阳铁厂生产的那些铁轨就不愁销路了。

盛宣怀通过和张之洞的交易，完成了对全国路矿行业的垄断。而他之后遭遇的一系列麻烦也和路矿有关，并且直接导致了他的下台。这要从他和另一个晚清大员的关系说起。这个人叫袁世凯。

盛宣怀和袁世凯

李鸿章手下有两员干将。袁世凯继承了他的军事事业，盛宣怀继承了他的经济事业。

“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袁为鹏说，“袁世凯是很有-野心的一个人，而盛宣怀到了晚年，只是一个贪财的老头子，一心想维持住自己的局面。至于-野心，既没有，也不可能有——他不过是秀才出身，没有功名，而且办了三十多年洋务，已经落下了贪污的坏名声。”

1901年，袁世凯在李鸿章之后继任北洋大臣。练新军、办洋务、扩张个人势力，都需要钱。他打上了盛宣怀的主意——对方手上的铁路、电报、轮船，这都是肥缺，一旦到手，何愁无钱？

都说袁世凯是个运气极佳的-徒，直到倒台的前一刻都一直满手好牌。此言不虚。1902年，盛宣怀身边发生了两件事情，为袁世凯夺权提供了大好机会。

一个是盛宣怀身边一个负责电报采买的手下跟他闹翻，投奔袁世凯，把他的贪污内幕向袁抖落了一个遍。一个是这年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去世，按照规矩他必须交出手上的实业回乡丁忧。袁世凯得此良机，很快派唐绍仪和梁士诒接管了铁路和电报事业。这两个人也成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两名交通系大员。

插一句有趣的题外话。2006年9月，记者在上海见到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和外孙邵洵美之女邵绡红（盛、邵二人是表亲联姻）。她曾听母亲说过盛家和唐绍仪的一段渊源。母亲盛佩玉做姑娘的时候参加过自己二姐夫的妹妹的婚礼。“新娘很新派，广东人。她年轻、很美……新郎跟他年龄差远了！嘴上分开着大黑胡须，人家说他头发花白都已染黑过了。他很有名声，是袁世凯手下的红人唐绍仪。”

年轻的盛家小姐暗自感叹的时候，并不知道新郎和祖父的恩怨过节，否则她的感叹也许会更多些。

现在盛宣怀手里就剩下一个汉冶萍了。之所以没被完全掏空，一个是因为张之洞还活着，武汉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肯定不愿意袁世凯染指，因此死保盛宣怀。另外，盛宣怀见事不妙，采取了一些手段。这就是1907年汉冶萍公司的改制，改革为公司制度。这时候晚清的《公司法》已经出台，一旦改制，袁世凯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了。

“很多后人认为盛宣怀很开明，先是官督商办，后来是官商合办，现在又是商办。实际上，这些经济行为背后都是-力量的驱动。”袁为鹏说。

在晚清，-和经济是连成一块的，在盛宣怀身上尤其如此。接办汉阳铁厂，这背后是张之洞的-威胁；担任铁路督办大臣，背后是解决铁厂销路的经济利益；汉冶萍改制，背后是袁世凯的虎视眈眈。

盛宣怀的一生，都在官场和商场之间辗转，在官僚人格和商人人格之间冲突。他和张之洞不一样。张是做官为体，做事为用，他是做事为体，做官为用。他的官场作为是为他的实业利益服务的。

1911年，盛宣怀以自己-生命的终结，为自己的这个价值立场作了最好的注解。这一年，时任邮传部尚书、汉阳铁厂总经理的盛宣怀发起了铁路收归国有运动。

“当时他面临着各地铁路商办的势头。如果商办，他就惨了，各个省你办一块我办一块，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当时的竞争是很黑的，如果各个铁路自己进货，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能说服别人去买汉阳铁厂的铁轨。因为当时向外国人进货有回扣，而中国是明账。”袁为鹏说，“当时他是邮传部尚书，他搞铁路收归国有，汉阳铁厂的销路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时候，盛宣怀试图以自己官僚人格的行为方式来解决商人人格所面临的问题。事件的发展超越他的想象。很快，四川爆发了反对铁路国有的保路运动，清政府派湖广总督端方前往镇压。拥有强大的湖北新军的武汉军事空虚，半年前集合全党之力在广州起义尚且失败的革命党，这一次，仅凭一些乌合之众就在武汉打响了革命首义。

在盛佩玉的回忆录里，她提到祖父最宠爱自己的四女儿（也就是她的四姑母兼婆婆），连去日本考察都带着她。她并不清楚，祖父此行实际上是-避难。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盛可说是众矢之的，祸国殃民、贪赃枉法的弹劾声不绝。这个时候，以袁世凯和他的过节，大有可能杀他祭旗。

盛宣怀走得很及时。就在他登上德国货轮前往神户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云水茫茫的海面上，有一艘从日本返回中国的轮船和他擦肩而过。这艘船上有一位名叫孙中山的乘客。就在他抵达日本的当晚，他从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另外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则是：民国政府宣布没收盛宣怀财产。

下野之后

这是一张盛宣怀下野之后所拍摄的照片。这是一个失去了朝服顶戴的老人。他有严重的哮喘，还可能腿脚不太好，有点不良于行。可是他仍然固执又威严，身边的丫鬟并不敢来搀扶他，由得他扶着栏杆赏梅花。

又有什么可赏的呢？他和他的外孙、诗人邵洵美不一样，他的一生中，从来都是工于心计、胜者为王，从来都是做大事、做大官，从来也不曾有过审美的情怀和人格。牡丹的富丽堂皇他可能还能看懂，梅花的清瘦孤独就不一定了。

他去世时，孙女盛佩玉不过8岁。祖父留在她脑海里的画面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姐妹同我去祖父那里玩，看见祖父在一间玻璃房子里坐着看书，晒太阳。他年迈体弱，居然想到卫生，注意养生之道了。”

在辛亥之后，盛宣怀又好好地活了8年。他的实业虽然被没收了，但是那些股票、地产、房产还在。他住在上海租界的大房子里，一心保养余生，至于子女们的勾心斗角分家析产，他都不去管了。

他最宠爱的四儿子盛恩颐，当年是慈禧太后给起的名字。盛宣怀把苏州留园的宅子给了他，可盛思颐最后死在了留园外的一间小门房里。外孙邵洵美算是争气的，一生做着诗人、少爷和出版家。他的妻子盛佩玉嫁给他的时候曾经约法三章：不-钱、不抽鸦片、不玩女人。盛家小姐心里明白，这三样东西毁了盛氏家族。女儿邵绡红一直记得父母对于自己家族的回忆：“那是一个红楼梦式的家。”

1916年盛宣怀去世，子女因为分家产大闹了一场。盛佩玉因为已经出嫁没有参加分产，不过她还记得，祖父遗产大约有2000万两银子。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两银子值300美元。而位极人臣的李鸿章，去世时也不过留下1000万两而已。

因为这笔2000万的糊涂账，今天一些企业家们所遭受的责骂，盛宣怀当年一一尝遍。他们遭遇的困境——得不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平均主义的暴力、舆论普遍的不同情，盛宣怀当年也不曾走出。袁为鹏说，盛宣怀无论在人格上、知识结构上、社会环境上都是一个过渡性人物。难道这个过渡竟是如此漫长，90年之后仍难以获得重生？

除了大笔遗产，盛宣怀身后还留下了一段夭折的爱情。他去世不久，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来到汉冶萍公司，担任英文秘书。这个年轻人叫做宋子文，他的姊妹宋蔼龄是盛家五小姐的家庭教师，他爱上了盛家七小姐。

盛家庄老太太反对这门婚事，认为“太保的女儿嫁给吹鼓手的儿子，才叫人笑话呢。”——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曾在盛氏老家常州一带传教，背着手风琴边走边拉，吸引观众。

传说宋子文和盛七小姐约好在盛家后门坐船私奔，宋子文等了三天三夜，情人不至，最后他只好怀着失恋的痛苦去了广州。几年以后，他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蒋介石的经济总管。

百年以前，清末经济开始寻求转轨，从李鸿章、盛宣怀，到袁世凯、周学熙，到蒋介石、宋子文。如果庄老太太成全了一对年轻人，也许这三代人的努力会因为一段浪漫爱情而有所变数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