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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民族主义浅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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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
从世界历史上看确实如此。所谓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的形成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甚至在市民革命之后。为形成特定区域内的统一市场以及国家政权，本来以“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市民革命后来演变成国民革命，并为此抵御外来的干涉和侵略，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例如18世纪后半期的北美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内宣扬本民族文化优越，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民族主义成为工业化国家执政者的有力招牌，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在国际事务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受到冲击乃至侵略的后发展国家为反抗殖民主义，除利用民族主义的手段争取独立，形成近代国家外，也尽量使其成为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手段，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旧殖民地国家所表现的那样。
近代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尚不足以支持建设一个现代性国家。明治新政权成立以后，在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物制度的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在国民中间培养忠君思想和民族意识，试图将近代爱国主义与传统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以《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为代表的忠君爱国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使大多数日本人在牺牲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支持政府的现代化政策，从而使日本在近代成为唯一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但在另一方面，这种政策也容易产生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正如著名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在1885年的《脱亚论》所表现的民族扩张主义那样，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就为民族主义情绪所激动，在政府的对外扩张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全面战争的年代里，绝大多数日本人全力支持对外战争并在生产活动中表现出惊人的合作态度。但是，民族主义狂热下的对外侵略扩张之路，不仅对其亚洲邻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亦给日本带来了灭顶之灾。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加强-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增长国民对民族或国家的认同感，又可以发展为盲目的排外主义，甚至对外实施攻击行动的沙文主义。在真正的世界一体化形成之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而且每当人类社会发展处在大的转变时期，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均会相应地高涨，正如目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浪潮所引发的民族主义那样。特别是那些次发展国家，为维护本国的利益以及国家政权的稳定，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抵抗外来冲击，即使在日本这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不例外。
二、 何谓新民族主义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其背景、特征及影响均有不同，因而被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如果说8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潮来自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带来的民族优越感，那么经济持续衰退的局面却是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的社会基础。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直处在萎迷不振的状态，而美国经济却持续景气，这与80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主要原因是陈旧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适应，但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外来势力所致，正如1999年 3月法务大臣中村正三郎抱怨“和平宪法”是盟军强加给日本的、日本经济衰退是美国的阴谋那样。另外，80年代的民族主义是一部分右翼-家极里煽动的结果，而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却是部分-家、媒体、部分学者和多数国民的大合唱。
在表现形式上，90年代的新民族主义与80年代的旧民族主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继续歪曲历史，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阁成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抹杀日本军队在侵略战争中的滔天罪行、美化日本在海外的殖民统治，即使被罢免官职或者被迫辞职也在所不辞。例如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文部大臣岛村宜伸以及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等等。这股政界逆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得到充分的表演。围绕原日本社会党提出的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和道歉的“不战决议”，各种右翼-势力纷纷登台亮相，竭尽全力加以抵制。结果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战后50周年决议》，措辞暧昧，意义不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即使如此，仍受到右翼-家的强烈反对。同一时期，由 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名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声称“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极力为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辩护。
另外，日本的-家们还通过在“8·15” 战败纪念日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来美化侵略历史，因为神社内供奉着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内外战争中死去的 250万官兵，其中包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自1985年 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现任首相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尽管受到曾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东亚各国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但每年的 8月15日，仍有为数众多的内阁成员和-家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文化教育领域，近几年来以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藤冈信胜为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肆鼓吹为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历史翻案的“自由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认为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来自美国占领当局改造日本思想计划的“东京审判史观”和基于原苏联国家利益的“-国际史观”，并在这两种史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否定日本国家”的历史意识。因此，应在国民中间进行“对本国历史充满自豪的”以及“值得骄傲的”教育，而不是上述否定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这些人组成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从1996年 1 月15日起在《产经新闻》上连载“教科书中未教过的历史”，实际上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并在当年底汇集成书出版，颇为畅销。
正是在“自由主义史观”的基础上，以日本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藤冈信胜为副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2000年4月向文部省提交了《历史》与《社会》两部教科书书稿，其内容极尽颠倒黑白、否认侵略历史之能事。一年之后，文部科学省只是让该编撰会做了无关紧要的修改后就给予通过，并毫无道理地拒绝了中国及韩国提出的修改要求。
与80年代民族主义不同的是，90年代新民族主义还体现在皇国史观沉渣泛起、排外言论盛行、抛弃和平宪法重做军事大国等问题上。尽管战后日本实施的是象征天皇制，但新民族主义者又扛起了天皇这面大旗，用以作为凝聚日本民众心理的工具。小渊内阁通过的《国旗国歌法》、森喜朗首相的日本是“神之国”言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神国起源说”无不如此；除将日本的困境归罪于其他国家外，排外主义也开始抬头。2000年４月９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陆上自卫队创建纪念日上发表演说时，声称日本社会治安的恶化是“三国人”造成的，呼吁自卫队在必要时刻发挥作用。所谓“三国人”是历史上日本人对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的蔑称，石原所言显然是泛指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尤其是亚洲人，其言论无疑迎合了日本国民心中因经济衰退引发的排外和厌外情绪；另外，修改“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不能自卫和拥有军队的宪法，让人窝火”的现行宪法，不仅成为大-家们公开讨论的话题——例如在1999年自民党总裁和民主党代表的竞选过程中，多数候选人均不同程度的主张修改宪法，而且为修改宪法作准备的宪法调查会法案在1999年下半年通过了国会的审议，随即成立了宪法调查研究会。从其举行的多次听证会来看，修改宪法已成为主流意见，其焦点直接对准放弃战争或武力的第九条。
修改和平宪法在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中也颇有市场。例如原东京大学教授佐藤诚三郎就认为，必要时行使武力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日本过去的“一国和平主义”缺乏领导意识，说“不能一味地把行使武力看做是不好的东西”。佐藤对日本和平宪法提出质疑，指责其为“绝对和平主义”的宪法观，必须重新加以解释，即把宪法第九条看做是“禁止对他国的侵略”，而如果遭受侵略则可以采取自卫行动。在媒体方面，《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对修改宪法持积极态度，甚至采取实际行动。例如《读卖新闻》组织了以和平保障研究所所长猪木正道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会”，前后举行过11次公开讨论会，并在1994年底公布了一份《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草案删去了“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武装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代之以“日本可以拥有用来保卫日本的和平和独立，维护其安全的自卫的组织”，并声称日本“为参加国际维持和平活动及其他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可以派遣公务员以及一部分自卫队的组织”等。根据《读卖新闻》在1993年 3月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赞成修改宪法的被调查者占50％，反对者占33％；另外根据《朝日新闻》1997年 4月所做的舆论调查，也有高达46％的被调查者赞成修改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的为39％，甚至有20％的被调查者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规定。
三、 新民族主义的危险性
正是在上述新民族主义的推动下，1998年上台的小渊惠三这位拙于言词的“钝牛”首相，尽管其主要课题是恢复经济景气，但在-上也大体完成了自70年代末大平正芳内阁以来历届政府追求的“战后-总决算”的目标，特别是著名鹰派-家中曾根康弘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业。例如被部分社会舆论称做“战争法”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容易令人想起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的《国旗、国歌法案》、几乎可以同战前臭名昭著的《维持治安法》相提并论的《住民基本登录簿法修正案》以及被称为“盗听法”的《组织犯罪对策三法案》均在1999年上半年顺利通过了国会的审议，成为法律。
今年4月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更是迎合了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屡屡以强硬-家的姿态出现。不仅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无视中国、韩国等亚洲近邻国家的强烈抗议，仍让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而且放言准备修改宪法，使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日本军队走向世界。日本新首相的强硬姿态尤其表现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
针对小泉上台伊始就表示将以首相身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5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靖国神社在日本近代史上是对外侵略的象征，那里现在还供奉着甲级战犯的牌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如何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希望日方能够切实信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所作出的郑重表态，慎重行事；5月17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再次强调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方理所当然地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以任何形式参拜靖国神社。尽管如此，5月21日和30日，小泉在国会会议上再次声称，“我将不惜一切代价，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29日和31日强调指出，如果日本领导人一意孤行，势必引起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愤慨；30日这一天，韩国政府也呼吁小泉不要参拜有争议的靖国神社，警告称这一作法将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小泉仍在6月20日再次强调说，他参拜靖国神社的决心不会改变。小泉不断对外说“不”，虽遭到其他国家的强烈批评，但其内阁支持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并使自民党在6月24日举行的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另据一项舆论监督表明，有70%的被调查者赞成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可见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盛行。
当然，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同于新民族主义的声音。今年2月27日，日本“新日本妇女之会”中央总部致信日本文部科学省大臣町村孝雄和教科书鉴定审议会，要求取消一切违反宪法和历史事实的教科书；3月2日下午，日本三个旧军人团体昨日向文部科学大臣提交请愿书，批评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侵略行为正当化，强烈要求不要予以检定合格；以探明历史真相为己任的日本“南京大屠杀六十年全国联络会”四日发表声明，抗议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的问题教科书“美化侵略”、“歪曲历史”，并指问题教科书是日本“战争准备政策”的一部分；日中友好协会机关报《日本和中国》日前发表文章，指出目前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不再使用反映二战期间日军暴行的“三光政策”一词，而且继续使用“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词的教科书出版社已由原来的七家减少到三家，大部分教科书都把“侵略”﹑“屠杀”改成了“进出”﹑“杀害”。这种对侵略战争罪行的粉饰反映出日本教科书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出现了较大倒退。文章认为，日本的中学生主宰着日本的未来，而教科书担负着告诉他们历史真相的使命。因此，日本教科书问题不单单是用词的问题，而是日本对侵略战争有无正确认识和反省的问题。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也担心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将影响到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日中友协”6月19日作出决议，反对以小泉纯一郎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内阁大臣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决议指出，以往首相和内阁大臣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已在因日本侵略而蒙受过巨大牺牲和灾难的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引起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小泉首相再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必将给日本与近邻各国的友好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强烈的不安和疑虑。但是，比起那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声音来，这些正义之声要弱小得多。
80年代末因在《泡沫经济》一书中准确预测日本经济危机而闻名的美国人克里斯托夫·伍德在他前几年的新作《日本公司的末日》中指出，90年代下半期，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日本经济奇迹破灭的时代，由此导致日本的-将自30年代军国主义兴起之后又一次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并且被迫重新武装自己以对付冷战结束后的亚洲出现新的力量均势的现实。即便伍德的见解是危言耸听之说，但鉴于战前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目前日本不断蔓延的新民族主义情绪却是我们应充分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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