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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愚民”,其关键就在于学校教育。因此日军在军事进攻之时,就针对性地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破坏。
首先,对中国的学校、图书馆等文教机关,采取轰炸、劫掠、关闭、限制等种种手段进行打击。日军侵占东北地区之后,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东北地区原有近30所大专院校,“九一八”之后,几乎全被查封,1933年开课的仅有2所,到1938年开课的也没有超过10所,“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有各类中专党校所,学生43883人。而“九一八”事变之后,仅剩173所,学生3·3万余人。⑴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日军所到之处,对中国的文教机关进行疯狂破坏。仅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一年时间内,全国108所高校,遭日军破坏的就有91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85％,其中25所因破坏严重而停办,财产损失达3360余万元。全国的中小学,幼儿园及社会教育也遭同样的厄运:抗战开始后,全国中等学校学生因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日寇破坏的小学、幼儿园达129700多所、占全国总数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5所、古物保存所54所、博物馆42所,财产损失达18000多万。⑵ 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学校,更是焚毁校舍,捕杀师生,实行血腥的镇压政策。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9月短短11个月,日军在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就焚毁学校103所,捕杀师生275人。⑶ 其次,屠杀与迫害爱国抗日的师生,削弱师资力量。1932年我国东北地区尚有中小学教师24000余人,到1933年只剩下16000 余人,其余8000多人受到逮捕或杀害。⑷ 许多进步的教育界人士,如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赵君达、教育家宋泽夫等许多著名的教育界人士,均被日伪以“-犯”、之名被暗杀或囚禁致死。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文教事业的摧残,使得大批教师被杀害或被迫改行,即使因生计所迫不得不从事教育职业的教师,也遭到日伪的多方监视和压制,中国的师资力量受到严重地削弱。
再次,掠夺,焚毁文化典籍和进步书籍、教科书,妄图从根本上动摇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为推行奴化教育进一步扫清障碍。日军侵占东北之后,立即下令搜缴与焚毁一切具有抗日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据伪文教部记载,仅1932年3到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此后,查-刊的种类年年增加,1934年至1937年间,被的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读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⑸ 日本在侵华的十四年中,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对中国的文教事业进行了极大的摧残与破坏,给中国的文教事业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同时也为它控制教育,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奴化在学校中的推行。 日本在摧残破坏中国教育的同时,为了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需要,在残破衰败的沦陷区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在沦陷区学校推行的奴化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内容: 1、设置奴化教育的管理机构,建立日伪所控制的教育体系。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对中国原有的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后,就开始着手奴化教育体系。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在国务院的民生部下设教育司。1932年7月改设为机构庞大的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文部由伪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任总长,但实权都操纵在日本人充任的次长手里。19 33年日伪调整统治机构,实行“次长中心制”,取消文教部,改在民生部内部设“教育司”,民生部次长和教育司长也改由日本人充任。教育司7名官吏中,有5人为日本人,约占71％;⑹ 1934年恢复文教部时,仍实行“次长制”,并且全部任用日系人。这种情况在地方教育机构中也是如此。各省、市、县都设立了厅、局、科等教育管理机关,但均以日本人充任付职,掌握实权。可见,其实质是受日本陆军特务部的指挥,充当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的工具。 2、颁布奴化教育的宗旨及推行“新学制”。 伪满政权成立后,即废除原来国民党政府的教育宗旨。以:“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合之精神,……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⑺ 汪伪政权也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以*和平建国为教育方针”。可见,日伪颁布的教育宗旨充满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思想,意在培养忠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奴才。随着日伪在东北统治力量的加强,为有效地对东北教育进行管理和控制,使教育更大程度地为其统治服务,日伪统治者以现行学校制度,“不惟不适合我国之国情,抑亦不合时代的趋势。”⑻ 为由,对东北原有学制进行改革。于1937年5月2日公布所谓的“新学制”,并自1938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学制”废除了原来“六六四”制(即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而实行十三年制的教育制度。从“新学制”的学习年限上看,“新学制”的学校系统分为三段四级。初等教育阶段学习年限没有变,仍为六年。中等教育阶段修业年限缩短,由原来的六年制改为四年制。高等教育阶段修业年限也由原来的四年缩短为三年,分大学及特殊教育两种。此外还有职业学校及师范学校。全部学程为十三年。 “新学制”的颁行,体现了较明显的殖民地奴化教育特性。这是因为: 第一,它缩短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使初等教育阶段在整个学制的学习年限中比重增大,占46％左右。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另一方面,因为儿童年龄小觉悟低,能顺利地灌输奴化思想。 第二,中等教育职业化。“新学制”中的国民高等学校并不是普通中学,而为分科中学。取消预备升学性质的普通中学,把国民高等学校分为农、工、商、水产及商船五科,注重职业教育。此外还有师道教育和初等职业学校。这就便于把青少年训练成信仰"唯神之道"、"八绂一宇"等奴化思想的初等技术人员,专供日本殖民者驱使,成为战时的劳动军,或者是为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师资。 第三,大学教育程度低。大学不仅修业年限缩短,而且多是工业、农业、医科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大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很少。而且大学不注重学术上的研究,即当时的大学不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而是推行实业教育,培养所谓的实用人才。其业务课的内容仅是一些粗浅的知识、技术,缺乏系统的理论内容。3、重编教材,修改学校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各伪政权在日寇主使下,三令五申地取缔旧有的、有民族思想的教材。各级各类学校所用的课本多由日本人编写,并且要受伪教育部审查,审查合格方能使用。在这一基础上,沦陷区的教育机关编出了一整套"中国日本化"的奴化教育课本。这些教材无不彻底排除抗日救国的内容,竭力宣传"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日汪提携"的亲日思想。 在课程设置方面:首先是把日语订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原有的国语改称汉语。“新学制”公布后,日语教育日趋强化,并正式规定日语为满洲国的“国语”。学生一入学,就先测试其日语程度,一年级小学生,一入校就在日语为主要语言的环境中接受教育。日伪把日语的教授与普及视为灌输“日本精神”、亲日思想的重要手段,以使东北的青少年通过学习语言,在心理上,习惯上与日本民族接近,并在不知不觉中对日本的侵略麻木不仁,甚至予以认同。其次日伪也把修身课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之一。修身课主要是灌输殖民主义理论和亲日思想。此外,还规定“中小学偏重于古代的课程,以六经为主,大学"偏重于现代的课程,以理科为主。在课程设置上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课大为削弱,而实业课和日语课大为增加。如物理、化学、生物合在一起成为仅有24学时的“理科”,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等科则合并为24学时的“数学”。据统计,1938年各类学校实业课平均占39.75％,日语、国民道德占20％,而一般文化课比重仅占40.25％。⑼ 这种课程设置使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明显下降。 在教学内容方面:始终贯穿着“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且对各科有不同的要求。如“修身课是以教育敕语为宗旨,指导国民道德的实践,培养儿童的品德,以贯彻挺身奉公的观念”;国语课(日语)要通过教学培养“日本的思想感情与日本精神”;地理“要讲授我国(日本)的地理位置和东亚及世界形势的概要,特别要领会我国的国情,以培养东亚共荣精神”;日本史课要“讲授建国的宏远,皇统之无穷,历代天皇之宏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举国奉公之史实以及以天皇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的大要”,“使其知道我国历史的概要,具体地感受国体的本义,以贯彻感谢皇恩之诚意”⑽ 。为达到此要求,而不惜捏造历史,颠倒黑白。并且,在各级学校的教材中,大幅度地增加对伪帝和日皇的崇拜以及效忠侵略者思想灌输的内容;增加了对日本法西斯及汉奸的歌功颂德;尤其增加了反苏*思想的灌输。 这样,日伪企图通过学校教育使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逐渐潜移默化,崇尚日本精神,泯灭中华民族意识和民族反抗精神,成为甘愿听从日本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忠良国民”,或死心塌地为日本侵华效力卖命的汉奸走狗。 4、对教师进行奴化培训。日伪深知,要搞好奴化教育关键在于培训汉奸教师。于是日伪在恢复与建立社会教育网络时,首先要求所有的学校教师声明脱离战前参加的各种-党派,然后分别参加各地举办的教育培训班,接受汉奸思想的灌输与训练。在东北地区,伪满首都设中央师道训练所,由东北各省、市、县选派青年教师前往受训,每期五个月。奉天设地方师道训练所,轮训全部奉天教师。1938年4月北平就设立“中等教育师资讲肄馆”,毕业时派往日本参观教育状况,并予以实习机会,返回后派充中小学教员。不久,北平伪教育部又设立“北平市公私立教职员讲习班”,限定北平市中小学教员必须全部参加受训。在天津也设有“教员训练班”,分两级,一为现任教职员,一为预备教职员,分别训练。日伪对教师进行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强化日语的学习,进行“建国精神”教育,听取各种-、军事报告等。日伪企图通过对广大教职员进行这种普遍的短期思想训练,作为统治各级学校,实行汉奸奴化教育的有力工具。 5、在学校中实行法西斯统治。日伪在学校中实行法西斯特务恐怖统治,严格控制师生的言行。 学校中,绝对禁止学生的言论结社自由,无论课内课外教员与学生的行动都被暗中监视"。此外,伪政府还要求学校举办“剿共灭党运动”,举行思想大检举,对师生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仅安徽芜湖一次“大检查”就查出有“*思想”的中学生123人,小学生74人,全部惨遭杀害。1936年11月,伪满在各级学校中举行一次大检举,只伪奉天省就封闭了中小学11所,技术学校18所,语言学校13所,私塾65所⑾ 。于是,在日伪统治下的各级各类学校,如同变相的集中营。 6、实施战时教育体制,使教育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 1943 年日伪确立了战时教育的方针,强调在战时条件下,教育应与国家形成一体,教育要切实为战争服务。因此,战时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⑴时局教育。主要是要求学生日常生活时局化;培养学生旺盛的国民精神,以充实国力之发展;注重培养学生义勇、奉公、报国、勤劳的精神,以强化其“爱国”观念;授以时局需要之常识及新闻等。⑵敬神、拜神教育。日本侵略者把所谓的“天照大神”,奉为伪满洲国的“元神”,迫令学校供奉。要求学生每晨起必须向日本宫城、建国神庙和伪皇宫“遥拜”,学生用餐时,必须唱《谢恩歌》,就寝时,必须认真静默反省一天的行动,有无失敬“天照大神”之处,然后写出反省录,强调青少年背诵《国民训》,以此强行灌输敬神思想。摧残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⑶强化军事训练。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十分重视对东北青少年进行军事训练。1940年2月,伪满公布向学校派遣现役军官令,同年四月,实施《国兵法》后,建立学校教练制度愈感迫切。所以,1940年12月对"新学制"实施后的第一次学校规程修正中,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等均设教练科,从1941年起,列入正式课程。从此,在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实行军事训练。其目的是扩大侵略。1943年,日寇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伪满大中学校的军事训练进一步强化。军事训练的目的与扩大侵略战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到1944年,对所有的大学宣布实行“决战体制”,其中的主要内容即是强化大学的军事教育,并宣布取消在校生延期征兵的制度,缩短征兵年龄,由原来的20岁缩短为19岁,其目的就是要尽快把东北青年赶赴战场,为日寇发动的侵略战争服务。⑷“勤劳奉仕”的实行。所谓“勤劳奉仕”实际上是强制性劳动的代名词。在伪满的任何一所学校里,强制性劳动都很多。据1940年统计,全东北动员了55000名学生参加“勤劳奉仕”,这个数字相当于伪满大、中学校在校学生数的总和。特别是1942年10月,敌伪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把学生参加劳动用“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从此,东北青年学生便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劳动军。这种强制性劳动,不仅剥夺了青少年的学习权利,而且对青少年的身心也是一种极大的摧残。 综上所述,日寇在沦陷区实施的教育就是奴化教育;而且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构成一个统一体;它的实质就是法西斯的专制与愚民的教育,就是殖民主义的同化教育;其目的就是在-上为日本培养“以华制华”的奴隶和爪牙,在经济上为“以战养战”掠夺我国资源培养工具,在思想上树立日本精神,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使中国青少年成为大日本国的“忠顺良民”。 三、收效甚微,最终崩溃 日伪实施的奴化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它使一部分人在殖民统治的高压和愚民教育下,失去了应有的反抗精神,无可奈何地忍受其统治。甚至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气节,成为日寇的汉奸走狗。日本的《满洲教育史》一书介绍道:经他们培养的中国人,“在许多重要岗位上,致力于日满亲善的工作,特别是建设满洲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奴化教育也毒害了大批青少年。到殖民统治的后期,东北有些低年级学生,已经只知自己是“满洲”人,而不知自己是中国人了。 因此,奴化教育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用了日伪的统治,也消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给全民抗战带来了消极影响。但它收效甚微,真正被欺骗奴化的只是少数人。它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由于广大中国人民与青少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与顽强斗争,由于中国-党等爱国政党的领导与支持,日伪的汉奸奴化教育虽努力推行数年,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而最终失败。 首先,广大爱国师生对日伪学校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东北沦陷区学校师生积极地投入反对日寇侵略者的斗争,“反对日本仔的奴隶教育,反对强迫教授日文日语。反对日本强夺中国邮政、电信,要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和读书等等自由”⑿ 。东北沦陷区的学生每当校方命令他们高呼“满洲国万岁”时,常杂有响亮的“满洲国完事儿”的呼声,这说明东北沦陷区青年的心是向往祖国的。另外,日伪占领区的师生为了不做亡国奴,不顾重重风险与困难,千方百计逃离原地,投奔大后方或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⒀ "无法离开沦陷区的师生也拒绝到敌伪学校任教或上学。日伪北京大学开办近七年,虽建了多个学院,但每个学院实际只有几十个学生,规模可怜。伪广东大学开办五年,共有四届毕业生,从数总计不过二百人。 其次,中国-党坚决支持和领导沦陷区学校师生的爱国主义行动。一些敌伪开办的中小学,被迫来任教与入学的师生们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巧妙地将其办成"两面学校",表面上进行伪教育,实际上进行抗日教育;经常使用的也是两套课本,当日本宪兵、汉奸不在场时就读中文课本。此外,中共还通过党报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揭露敌伪占领区奴化教育的反动实质和险恶用心。每当战争的紧要关头或转折时机,中国-党又及时地给沦陷区的青年学生指明斗争方向。1944年12月她发出了号召:“在敌占区的学生们!青年们!团结你们的力量,潜伏你们的力量,组织一切爱国人士,成为广大的地下军,学习法国光荣的斗争,准备八路军、新四军与同盟军到来里应外合!瓦解伪军、伪政权,迎接反攻!和解放区的斗争配合起来!陕甘宁边150万人民愿为你们的后盾,起来吧!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⒁ 。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冲击下,日伪的汉奸奴化教育彻底地于1945年失败了。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民族的、民主的教育在茁壮地成长、壮大。 注解: 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下册,丁编“学校教育统计”第125页。 ⑵:转见于《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第308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 ⑶:《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初等教育分册）上第3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 ⑷:转引自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⑸:转引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437页 ⑹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42 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⑺:《伪满奴化教育》第23页东北师大教育系编,1952年 ⑻:阮振铎,《关于新学制之公布》,《满洲教育》3卷第6号 ⑼:同⑹第110页 ⑽:转引自顾明义等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482页; ⑾:《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第227页; ⑿:《抗战中的中国-》,第450页 ⒀:李钟湘《国立西南联大始未记》,转见于台湾《传记文学》39卷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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