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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学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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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与祖先离得更远了，有些人甚至认为，祖先对我们已无影响可言。试想，在发明了火柴之后，我们又何必继承钻木取火的方法？多少代人之后，人类社会已发生总体性的巨变，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先辈的历史丝毫无助于了解和解决当前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古代，学者们还能够追求“温故知新”、“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想；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科技等领域落后于西方，我们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人们更是干脆抛开老祖宗的“子曰诗云”，转而学习西方科学以富国强民。这时，历史看上去似乎更没有多大用处，一时间，历史无用论甚嚣尘上。
总的说来，历史无用论者的攻击不外是：历史研究的内容是“过去”，那些支离破碎的事件和变换不定的观点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无多大用处。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布洛赫这部著作恰恰反击了这种观点，他的论述不仅可以纠正人们对历史学的偏见，而且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不是“过去”，“过去”只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时间过程，怎能作为研究对象呢？我们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真正支配历史演进的是人类。因此，从本质上说，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人类及其活动。在各种工具、制度、文件甚至地形地貌的形成和变迁背后，人类无处不在。布洛赫将史学家喻为神话中捕捉人类踪迹的巨人，“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由于史学家希望掌握的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他就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放弃对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的兴趣。在历史学家手中，时间不是一种单纯的计量单位，而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脱离特定的时间坐标，很难理解任何历史现象，只有在时间的流动中，一切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恺撒用了八年时间才征服高卢，只有将其放入欧洲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才能确定它在编年史中的地位；万户首倡“飞天”之举，只有将他的冒险放在人类航天史的大背景中，才能发现它的伟大之处。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一场历史上比比皆是的血腥征服和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而已。
历史学研究的是人，史学家紧跟着人类的踪迹，从已知的近现代追溯到未知的远古（这种由远及近的研究方法是每个学科都必需的），来研究人类的成长过程。他必然要接触到现代，现代人类的活动自然就成了史学家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同时，现实对历史研究也有深刻的影响，作为生活在一个时代中的人，历史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史学家是沟通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因此，布洛赫建议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一个古董迷可能沉湎于故纸堆，痴迷于古代，不闻世事，但是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最重要的素质，却是具有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历史与现实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承继关系上都是不可分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同样只有“继往”才能“开来”。密芝勒说过：“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史学家从未见过他要研究的东西，有人据此就断定史学不过是一些空谈，可是要知道，分子物理学家也根本没有见过分子运动，为什么没有人将分子物理学也视为空谈呢？物理学家根据布朗运动的原理研究分子在悬浮状态中的反应，他们未必比史学家掌握了更为直接的事实，史学家们的工作却远不如他们那样被人信任。
确实，史学家们主要研究已成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研究事物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但在历史学家的辞典上，“起源”并不是“开始”，而是“原因”，“历史”这个词原意也不过是“探索”罢了。但是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常认为“起源”即“开始”，更糟的是，他们认为找到“开始”就是对问题作出了完满的解决，于是，追寻历史的起源几乎成为历史学的主要任务。这种对“起源”的偏爱，布洛赫戏称之为“史学家部落的偶像崇拜”，指出它其实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的死敌。历史学应该研究的并非耶稣是否被处死而后又复活了，而是从古至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受难”和“复活”。我们也根本不必为上古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存在的可能性争论得死去活来，因为这些神话产生的原因更值得我们去探讨。乾嘉学派的工作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细致入微的答案，却只能充当真正的史学研究的案引和参考。还有一些所谓的“史学家”，企图以简单的修辞手段阐释人类历史过程中无法预测的偶然性作用。偶然性的计算是以虚构为基础的，凭借已经发生而且无可置疑的事件去猜测它是否可能发生，无非是玄学游戏。库尔曼说：“所谓不可能的事，无非是指该事发生的概率极低。”当然确定性也不是绝对的，但这种计量统计的方法只能用于没有受到人为因素影响而且尚未确定的事件。对这些以猜测为能事的“史学家”，布洛赫不无幽默地讽刺道：“《君士坦丁的赠予》并非绝对不可能是真品，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也可能是伪造的。从同等意义上来说，猴子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在打字机上碰巧打出《君士坦丁的赠予》或《日耳曼尼亚志》来。”这些无用的“考据”不是真正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人的狭隘的判断癖罢了。
历史长河奔腾而过，一去不返。对待历史，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评判，还是理解？！长期以来，史学家就象阎王手下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弈喻》）这种态度可以满足人们内心的某种欲望，帕斯卡就曾说过：“我们都愿意象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但是这种评判要受很多因素的干扰。我们知道，价值判断只有在作为行为的准备并与公认的自觉的道德规范有所联系之时，才有存在的理由。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道德规范不同，评判的标准自然不尽相同。史料上有意无意的伪造也给评判带来不少麻烦，纵观整个人类史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作伪史和反伪史。中国春秋时期，孔子这个“天生圣人”就打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招牌作伪，后代徒孙有恃无恐，争相效仿。欧洲从中世纪以来，伪造更是层出不穷，“每个谎言的背后都可以引出一串谎言”，尤其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盛行的时期，布洛赫称之为全欧洲都在奏响一支“谎言交响曲”。无意的伪造更是防不胜防，因为每个人的观念和水平都不一样，人的思想受世俗成见及个人水平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他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史学家自身顽固的偏爱也是正确评判的一大障碍……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地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史学家一直带着天使的面具，站在历史的评判席上，而他的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也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难怪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可见，我们的评判是不准确的。要窥见前人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思想就得让位，好去体验人类千变万化的差异和人们之间不断进行的交往。莫泊桑在《论小说》一文中写道：“批评家只应该根据所作努力的性质来评论这种努力的结果，他没有权利过问艺术倾向。”历史学家又何尝不应该这样呢？钱大昕所说的“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正是这种“理解”的思想。
不以今之标准和个人爱憎评论历史，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条件，只有怀着理解的态度，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只有更好地认识了历史，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实。面对现实，认识现实，正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对历史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事实已一再证实了布洛赫的论断，证明了历史学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历史无用论的破产。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人类必将更重视自己的历史，从而去构筑我们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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