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
1、忻口会战。日军占领平津以后，即分兵沿平绥靖、平汉和津浦铁路干线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夺取山西是日本全面占领华北的首要目标。9月中旬，日军占领大同，晋北门户洞开。忻口一线便成为保卫太原的重要防线。10月13日，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向忻口进攻。国民党守军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下，奋勇抗战，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经过23天的阵地争夺战，大小40余次战斗，毙伤敌2万余人。此次会战国民党军队伤亡也达10余万人以上，军长郝梦麟、师长刘家骐等阵亡。后日军突破娘子关，由正太路抄袭太原。11月8日，华北重镇太原失陷。整个华北随即陷落。
2、 凇沪会战。“八、一三”事变以后，蒋介石亲自担任上海战场最高军事指挥官，调集70万大军进行凇沪会战。日军投入海陆空兵力共达30万。国民党军队广大爱国官兵在上海人民的支援下，不畏强敌，顽强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战斗中先后涌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上海宝山姚子青守备营500官兵、在敌军包围中孤军坚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由谢晋元率领的“八百壮士”等英勇事迹，表现了中国军民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凇沪会战进行了三个月，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赢得了向大后方撤退战略物资和人员的时间。上海失陷以后，日军分兵两路向南京进攻。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我国军民30万人的“南京大屠杀”。24日，日军占领杭州。至此，宁、沪、杭长江下游三角地区全部陷落。
3、徐州会战。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即分兵三路渡江沿津浦路北进，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以沟通南北的联系。国民政府调集40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领，与日军激战于南北两线。1938年3月，日军矶谷师团向台儿庄进犯，企图达到迂回进攻台儿庄的目的。李宗仁调集数倍于敌的兵力将矶谷师团包围在台儿庄。4月6日，中国军队向敌人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共毙敌7000人，伤13000人，俘敌700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最大的胜利，表现了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气概。但这次胜利无法挽回整个抗战的形势，在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压力下全线溃败。5月19日，徐州失守。
4、武汉保卫战。日军占领徐州以后，即分兵西进和南下。武汉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达150多万（日军40余万，中国军队110万），激战4个月，日军伤亡10余万，中国军队伤亡14万。1938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
从总的方面来看，由于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战术方针及敌我力量的悬殊，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再失利，处处被动，形成溃败。但国民党抗战在这一时期主要是积极意义的。这一时期的正面战场抗战的积极作用体现在：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粉碎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②客观上为中共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开辟敌后战场创造了条件。③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有助于全国军民抗日积极性的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有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胡绳主编《中国-党的七十年》对这一时期的正面战场抗战也有如下的评论:“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曾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晋北、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也未能改变整个战争的被动局面。”（胡绳主编《中国-党的七十年》第17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
二 相持阶段 国民党战场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并存
1938年10月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内战危机。但在对日作战上仍然进行了诸如昆仑关战役、枣宜战役、三次长沙战役和赴缅甸作战等十余次较大的战役或会战。
昆仑关战役 昆仑关为雄踞广西南宁以北的一座险关。1938年后，中国国际交通线仅剩广西南宁经谅山通往海防一条路，昆仑关为必经关口。日军为切断中国唯一海上通道，迫使中国投降，于1939年11月发动了对广西的进攻。11月15日，日军近卫师团等10万人，配以50艘舰艇、百余架飞机，从广西钦州湾登陆，直扑南宁。24日南宁失守，日军继续北上攻昆仑关。国民党火速从长沙等地抽调杜聿明等9个军15．4万人，南下作战。12月17日，杜聿明的机械第五军和戴安澜的第200师，担任昆仑关主攻。24日，日军以装甲车开路、荣誉师跟进，在空军掩护下，以密集炮火猛攻。中国守军顽强反击，激战数日，日荣誉师损失殆尽。后中国援军赶到，切断敌军后路，苏联空军出动18架战斗机轰炸敌阵地，1940年2月，昆仑关多次失而复得，最后日军惨败南窜，从钦州湾乘船撤离，进入越南。昆仑关战役是1938年后国民党战场第一次攻坚战。战役结束时，日军张贴布告，不得不承认“在此地带之上蒋军，比任何方面空前的英勇”，迫使日军当局不得不重新估计中国军队的抗战力量。
枣宜战役 1939年初到本世纪末942期间，为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日本向华中、华南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在1940年5月枣宜战役中，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军与敌人血战九昼夜，壮烈殉国。周恩来称他为“全国军人楷模”。
第三次长沙战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为策应其进攻香港作战，阻止中国军队增援广九方面，于12月17日集中12万兵力，拟从岳阳地区正面突破，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守军采取开放正面，诱敌深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力量，然后伺机包围歼灭敌军的作战方针。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26日在汨罗江一线遭到中国军队轰击。1942年1月1日，日军2个师团向长沙猛攻，长沙中国守军奋勇抵抗。岳麓山中国炮兵配合步兵，予日军较大杀伤。2日，日军从浏阳河方面，围攻长沙，敌机配合猛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数路援军对日军进行包围。日军被迫突围北撤，中国军队尾随追击，两旁中国军队进行夹击，至8日，日军伤亡惨重，狼狈北窜。此役日军伤亡5．6万余人，被俘139名，这是太平洋战争后日军第一次惨败。长沙战役的胜利，得到英美盟国的好评，称指挥者薛岳为长沙“重将”、湖南“虎将”。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向西南太平洋进攻，英美军节节败退，中国西南后方受到严重威胁。1942年初，日军以10万之众集结泰境，谋攻缅甸。1月2日，日军攻入缅甸，3月8日，仰光失守，中国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入口港阻断。中国最高当局立即组建中国远征军，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辖3个军、9个师，计10万人。3月中旬，中国军官戴安澜率第200师抵达缅甸同古。3月20日，同古争夺战开始。日军先以30架飞机轰炸开道，继以战车跟进，纵横扫射，还使用了毒气，中国军队奋不顾身，短兵相接，鏖战3日，双方伤亡重大，势均力敌。3月底，日军从仰光增援，杜聿明见势下令后撤，日军占同古后北进。4月中旬，英缅军7000余人在仁安羌被日军包围，中国38军奉命驰援，激战2日，歼敌1200余人，在危急中，解了英缅军之围，掩护其后撤。但英缅军解围后弃中国军队不顾，单独遁道入印度。日军趁机追击，5月8日攻陷缅北重镇密支那，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远征军孤立无援。北撤途中，远征军经过人烟稀少的野人山区，行军十分艰难，时正值缅甸雨季，天气潮湿炎热，病疫流行，加上给养困难和日军追截，官兵死伤累累，沿途尸骨遍野。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在后撤途中，遭日军伏击殉国。至此，10万远征军死伤过半，仅剩4万余人，分别撤至印度东北和中国滇西地区。1942年8月，远征军重新编组，进行整训，国内空运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补充入伍。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盟军当局决定反攻缅甸。为进行反攻，从印度东北往缅北密支那至中国昆明，开辟了一条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是年11月雨季结束，反攻开始。中国远征军从印度和滇西分别进入缅北，夹击日军，经艰苦战斗，于次年8月，收复缅北重镇密支那。1945年1月27日，两支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畹町胜利会师，旋即南下，追击日军，不久日军退出缅甸，全缅光复。中国远征军的最后胜利，为中国战场大反攻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战场虽然打了一些重大战役，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从总体上看，国民党的政策重心，已由对外转入对内。军事上更依赖盟国的对日军作战，自己则保存实力，消极退守，在沿海丧失了大片国土。特别是1944年4月12日开始的豫湘桂战役，短短四个月时间，丢弃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的大部和贵州省一部分，失落了长沙、福州、桂林、洛阳等4个省会和郑州等146个大中城市，丢掉了衡阳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在-上、国民党从1939年起连续发动三次*高潮，同时又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建立全国性伪政权。所有这些都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政策导致的必然恶果。由于其采取的消极抗日、积极*的错误方针，一方面降低了其军队在抗战中的地位，还很大程度上起了妨碍和破坏抗战的作用。
由于日军并未完全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所以这一时期国民党虽消极抵抗但仍在抗日。其积极作用表现在：①国民党并未完全投敌，仍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②仍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还组织了不少大会战。这些会战大多数失利，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③在这一时期，正面战场还牵制着日军在华近40%的兵力，这对敌后战场仍起了一定配合作用。④在国际上，国民政府仍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并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派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这对中国的国际威望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有一定影响的。
三 反攻阶段 国民党战场主要起了消极作用
在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不仅未实施有效的战略反攻，反而固守其错误立场，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等一系列溃败，从而大大削弱了总反攻的有利形势。在日军投降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力图垄断受降权力，独吞胜利果实，并为此积极准备内战，其消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由于受阶级局限和国际大环境的制约，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中始终推行一种两面政策，即“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这一政策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体现。在抗战前期，抗日是主要方面，*是次要方面，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在相持阶段，其政策发生了逆转，但仍是两面政策；到抗战胜利前夕，*成为国民党政策的主导方面，抗战仅留于口头上。总之，在整个抗战中，国民党基本上坚持了抗战，始终举着抗日旗帜而没有投降日本，这是应肯定的。但一直奉行两面政策，推行了一系列误国政策，给抗战事业造成了过多损害。就其作用，与当时执政党和抗战主要兵力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与一心为民族而浴血奋战的中共及武装力量相比，更是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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