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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论诸葛亮

    论,当政者本身是不应该这样劳累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近代西方康德、施泰因提出的法治主义,但这与诸葛亮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据的西方的契约理论而来的法治主义,其“法”与中国法家的“法”是两回事,两者并不一致。中国古代无西方的法治精神,是无疑的,但是诸葛亮符合法家的法治精神吗?

    “物理其本,循名责实”八字是名法家的精义,历史记载,诸葛亮治国并非严格按照法律行事,故“刑虽峻而无怨者”,原因是“其用心平而劝戒明”。是道德治国的典型例子。

    然而,所谓“刑虽峻而无怨者”,说明民虽无怨,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谓之酷吏,并无不可。法家之用法,固不容失之轻,亦断不容畸于重。就这一点来说,诸葛亮之治国,就刑罚偏重来说,并非完全符合法家法治的精神。但是,作为法家精神的另一方面,即审时度势来说,在诸葛亮所处环境下,严刑峻法也是时势所需。事实上,“酷吏”一词,其实并非贬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需要酷吏的。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作为诸葛亮严酷治国的例子,《三国志》中裴松之记郭冲谓:“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裴松之分析并无此事,但我认为郭冲不至于无中生有,可能诸葛亮此话未必是与法正对答,有可能是法正问刘备,诸葛亮代答之言,而且该言在理,是当时治理蜀国应该采取的政策。诸葛亮生性刻板,乏于应变,执法过严,应属正常。正因如此,法正亦有效仿诸葛亮之处:“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湌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省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庞统法正传第七》]

    在诸葛亮死后,蜀国再无其政,这种特点正好符合“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定义,故说诸葛亮之治为人治,是确定无疑的。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不管是儒家的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实质都是人治,两者是统一的。吕思勉云:“法家之重人治,与其信赏必罚,理实相通,皆出于法自然之说者也”,“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法家恒主张变法。”法家之法由人定,执法虽无偏差,然实质经常变动,并无固定的立法程序,此其与近代法治标准大相径庭之处。说到底,法家仍然算人治。

    二、北伐

    诸葛亮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姜维九伐中原,未得寸土,却使蜀国民众长期征战,民穷力敝,国库日益空虚,已经从本质上瓦解了蜀国的基础。蜀国灭亡,实因诸葛亮,非惟刘禅。相反,如果没有刘禅坐镇后方,诸葛亮北伐哪来的经费?诸葛亮长期在外征战,而实际上又架空了刘禅的领导权,小人乘机而入,蜀国不亡何待?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有国者不务保安境内,绥静百姓,而好开辟土地,征伐天下,未为得计也。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吴大鸿胪张俨:《默记》]

    陈寿说的还算中肯,刘备死后,孔明专制: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既然诸葛亮无城父、韩信之才,刘备一世枭雄,岂有看不出之理?他知道的,所以他一直很看重魏延。关羽、张飞是刘备的亲信,然而,刘备却有倚重魏延而不倚重这两人的地方。《三国志·魏延传》云:“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鎮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汉中是蜀国的北方屏障,是除荆州之外第二重要的区域,事实上,丢掉荆州,西川仍可偏安,丢掉汉中,西川失根矣,故刘备必须与曹操争夺马超(马超的地位也由此而来,非由战功)。荆州由关羽守,汉中却不由张飞守,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以想见。

    诸葛亮北伐,魏延献策仿韩信故事,到底有没有道理,可以看看魏延当时的分析。《魏略》曰:“夏侯楙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亮与南郑与群下计议,延曰:‘闻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榖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当时的事实是,魏主曹睿即位未几,司马懿被闲置,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夏侯楙掌握兵权,的确是个绝好的趁虚而入的进攻机会。要以一支弱势的军队,去和强大的对手打正面战争,却以不可冒险为名,放弃这样一个有利战机,宁愿采取缓行战略,给敌方以充裕的应变时间,这在军事战略上是毫无道理的。要知道,当时不是没有司马懿,只是司马懿被闲置起来而已,在诸葛亮的军事压力下,他随时可以回来执掌兵权的。

    魏延的计策并非不可行,只是诸葛亮认为悬危不敢冒险而已,他宁愿采取保守的战略从坦道缓缓推进,而不是冒险一博,由此,已经基本上决定了北伐的失败是必然的。国小民寡兵弱,与十倍之国打正规战与持久战,岂有胜理?历史上所有的以弱胜强例子,无不是靠速决、诡道、运动而胜的,这样的战略任何卓越的军事家都不会采用的,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也不以军事见长,乏于应变是其性格特点。

    有一件事是必须注意,就是恰恰在这次战役中,诸葛亮不用魏延,却用马谡(当时请令守街亭有三人,马谡、魏延、吴懿),若非孔明无识人之才,就是故意排挤魏延。孔明不肯分五千兵给魏延偷袭,却肯分二万兵与马谡守街亭,偷袭冒险,用马谡与司马懿对抗不冒险乎?魏延之策纵使失败,也只损失五千兵马而已,街亭损失的远远高于此数,这是什么道理?即使是第二次北伐,对手不是司马懿,也攻不下由郝昭把守的小小陈仓,坦道推进,岂有如是轻易之理!

    总而言之,综观诸葛亮的历史,至少他没有像曹操那样指挥官渡之战,击溃袁绍六十万人马,统一北方的辉煌;也没有像周瑜那样指挥赤壁之战,消灭曹操三十万大军,巩固江东,确立鼎足之势的建树。孔明企图学曹操、周瑜一样通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扭转形势,实现其-抱负,而名垂青史。然而,他的军事才能,表现在争城掠地的局部战争上,是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离不开-家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实质是打-仗。在这方面,作为主帅的诸葛亮就有顾此失彼之弊。既不了解曹魏的国力和统治的稳固性,六出祁山,盲目挑战,不肯承认刘蜀更应该固守求存的弱势,连年征战,大动干戈。仅仅几座城池的地方部队已经使他心力交疲,还要打力不从心的正面战争,即使夺得眼前的小胜,也难改变最终失败的命运。

    知其不可而为之,对一个-家来说,造成的悲剧是很可怕的。

    三、谋害魏延

    诸葛亮领导能力比刘备尚差一筹。刘备有识人、用人之长,诸葛亮则有嫉贤妒才之嫌,屡次排挤曾被刘备重用为汉中太守的魏延,起用庸才姜维。诸葛亮实在太忌畏魏延了,六出祁山的失败,更证明了魏延的出子午谷径取两京的战略计划被否定、胎死腹中,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魏延北伐战略的被否定,前面已有述及,现在再来看看魏延之死。人皆谓魏延死于杨仪之手,我独谓魏延死于孔明之谋。

    魏延和杨仪的关系,《三国志》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亮深惜仪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杨仪传》]“值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用者,祎匡救之力也。”[《三国志·费祎传》]魏、杨二人平素翻脸至此,诸葛亮断无不知之理。这说明了什么?孔明临终叫杨仪节度全军,令魏延断后,不是明摆着要惹恼魏延?魏延“性矜高”,岂是作断后之人、而且还是为杨仪断后?魏延不是赵云!因人而用,诸葛亮懂不懂?姜维不能断后?

    孔明临终,就已经布置下杀掉魏延的圈套了。“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殆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三国志·魏延传》]好一个密议,退军之秘密会议竟然没有魏延参与,置魏延于何地位?连新进的姜维也不如,魏延官至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地位比杨仪高得多了,魏延如何服气?事实上在这里,诸葛亮已经有抛弃魏延的意图,“军便自发”,是什么含义呢?全军的指挥权不在魏延手中,全军退却,魏延手中无兵或只有数千兵(估计不会很多,起码少于五千),他是无所作为的,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你想魏延会有什么反应?当然是夺兵权啦!嘿嘿,诸葛孔明会想不到这一层?如此安排的目的就是要你魏延做出作反的表现,-才有充足的理由呀。

    “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礼,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因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驰马而去,延寻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婉,婉、允咸保仪疑延。仪等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即王平,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三国志·王平传》:“十二年,亮卒于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在前御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初,蒋婉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魏延传》]

    魏延之被杀,表面上看来是杨仪所害,然而仔细分析,诸葛亮为什么要把军权交给杨仪并且要魏延服从这个冤家对头呢?然则,诸葛亮不知杨仪的为人吗?“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婉,婉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三国志·杨仪传》]可见,诸葛亮本来就不准备安排杨仪掌握兵权的,但偏偏就是在撤退时安排他掌兵权,这样安排的结果,可想而知,魏延不是孔明害的,是谁害的?

    总的说来,诸葛亮是一个人才,但不是后人尊崇的那样伟大,这样的人才,中国历史上很多。包括秦桧。诸葛亮是怎样害魏延的,秦桧就是怎样害岳飞,但秦桧杀岳飞是皇帝密授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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