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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革出新篇

    书与1992年起使用的旧教科书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新添了“动脑筋”“活动与探究”“自由阅读卡”和“活动课” 等内容。另外,新教科书后还附录了“好书推荐”和“历史学习网站推荐”。本文就这两种教科书在内容处理方面的异同作一比较。

    一、课节安排减少,知识容量压缩

    旧教材共27课。第1课是“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开篇就是一番较严肃的说教,不能很好地吸引学生的兴趣。新教材共22课(另加五个活动课,也有27课),但它把“告诉” 变成了“致同学们”,作为学生拿到新书后与教材的第一次交流,让学生有一种亲切感。

    旧教材的27课共172页,而新教材22课仅112页。如果再除去“自由阅读卡” 和“活动与探究”所占篇幅,则只有90页内容了。因此新教材的知识容量只有旧教材的一半左右。这样,学生的学习负担大大减轻了。

    二、明确划分单元,内容重新剪裁

    新教材把22课内容划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原始社会的历史;第二单元“国家的产生和社会的变革”,为先秦史;第三单元“统一国家的建立”是秦汉史;第四单元“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这样划分既符合了传统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又体现了各个阶段历史的基本特点。而旧教材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是通过“文化”来反映的,学生很容易混淆。

    旧教材中,“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是作为一目内容处理的,而新教材中把这一内容单独作为一课“华夏之祖”出现,并突出了“人文初祖”黄帝的发明创造。这是尊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现,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旧教材中把夏、商、西周作为一个阶段,春秋、战国作为另一个阶段。新教材把二者合为一个阶段。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基本上就是东周时期,而东周是周朝的一个阶段。人们常说周朝历史八百年。旧教材的分法很容易使人把春秋、战国作为两个朝代,而不是周朝后期的两个阶段。因此新教材的做法是恰当的。不仅如此,旧教材中把夏、商、西周时期称为“中华文明的勃兴”,时期,而把春秋战国时期称为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实有夸大其词之嫌。新教材则把二者并在一起,称为“中华文化的勃兴”,比较合乎分寸。

    新教材把“西汉的兴盛”与“东汉的统治”合并为一课“大一统的汉朝” 并无不当,然而把“王莽篡汉”略去实在欠妥,这种为“减负”而割裂历史的做法应当避免。另外,整个东汉历史全以楷书内容作介绍,也值得商榷。

    三、吸收最新考古与科研成果

    如关于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问题,传统说法是始于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现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成果,已上推到了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灭商。夏与商的建立也有了比较接近的时间。新教材吸收了这些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再如关于“三星堆”文化,旧教材上只是一个插图“四川出土的商朝青铜人头像”。新教材则明确指出它是与商周同期的另一种文化,而非商朝文化。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华文明绝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区,而是具有更广大的地域性。

    另外,新教材不同的史学观点兼容并包,与旧教材只容许一种观点存在也迥然不同。这也是新教材的一大进步。如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第二课便有这样一段话:“半坡原始居民……陶器上还出现一些刻画符号,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动脑筋”等项目的设置也正是此意。

    四、历史知识的叙述更加科学、严谨

    为追求历史的真实,新教材有以下三处明显的改动。

    1.以往的旧教材都是把启作为夏朝的建立者,新教材则把禹作为夏朝的开国君主,这更符合传统的说法。尧舜禹“样让”的传说众人皆知,然而许多人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传说中并没有“禹帝”!旧教材中大禹似乎成了处于“五帝” 和夏朝夹缝中的“多余者”,这也是长期以来我们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2.强调王朝的连续性、完整性。如西汉和东汉,标题为“大一统的汉朝”,表明了汉朝的一体性。再如“三国两晋南北朝”,不仅表明了曹魏在三国中的核心地位,而且表明了晋朝的延续性。

    3.“华夏之祖”一课的出现及其对传说中黄帝时期发明成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这一点。

    五、语言生动,富于文采

    旧教材重视史学的严谨性,力求表述准确无误,但却忽略了史学的生动性与趣味性。新教材则在保持史学严谨性的同时,努力使教科书的语言生动活泼。如第十课“秦王扫-”、第十一课“伐无道,诛暴秦” 等,这些标题的表述更加生动有趣。

    又如关于“蚩尤部落” 的叙述,用了“强大”“勇猛异常” 等字眼。关于卫青,书上说他“骑术高超,胆识过人” 等,这些形象的描述使历史叙述变得更加逼真形象。

    六、去芜存精与浓墨重彩

    旧教材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面面俱到,头绪很多,让人很难把握。新教材则把一些次要的东西删除,以“专题”化来代替旧教材的完整性。对于中心内容,则不惜“挥毫泼墨”,大肆渲染。如在“大变革的时代”一课中,新教材删除了旧教材中的“春秋时期的铁工具”表以及施肥、选种和衣食问题等内容。而对于都江堰,新教材则对它予以重点讲述,称它“使成都平原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因而获得了‘天府之国’的美称”。这些文字都是旧教材所没有的。

    七、彻底摒弃阶级斗争的极“左” 史观

    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除王朝兴替、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外,还有一条主线赫然贯穿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即“农民战争”。1992年版本教材虽然淡化了这条“主线”,把一些农民起义略去了,但仍是一条重要的“辅助线”。我们并不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它们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小浪花而已。何况,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农民战争。因此新教材中除“陈胜、吴广起义”外,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均被删去了。

    另外,对于历史人物,旧教材的有些评价现在看来,并不太恰当,有些甚至是以今人的价值取向去苛求于古人。如关于孟子,以前的多种旧教材都少不了把他的“劳心劳力”论加以引述,并作为“为统治阶级剥削行为辩护” 的“罪证”。再如关于荀子与庄子,我们认定庄子思想消极,而荀子的“人定胜天” 是唯物主义思想。可是当我们在“人定胜天”思想的指导下去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时候,遭到的却是大自然无情的惩罚──荒漠、洪水、泥石流、沙尘暴的肆虐。新教材抛弃了这些内容,转而把关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按自然规律办事、经济发展也要顺应自然规律等内容或评价写入书中,这也体现了“史鉴” 的作用是合乎新时代的要求的。

    另外,新教材还有许多变化。如版面设计卡通化、导入框故事性强、人物插图下只留姓名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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