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陆政策”实施的阶段

（1）积极的大陆政策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是日本大陆国家化的跳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以及亚洲战略开始进入具体实施的关键性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萨洲的“上原派”推行的积极的大陆政策为标志的。所谓的“积极的大陆政策”就是注重殖民地经营，追求与西方殖民者“平分秋色”。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1905年，日本攫取了关东洲与南满洲的铁路；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1914年，日本占领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

（2）消极、赢利的大陆政策阶段

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大陆政策在国际上受到了“华盛顿体系”的制约，在国内受到政党-的限制，处于低潮中，“大陆政策”的实施主要是以经济扩张为主。

（3）全面实施阶段

1926年中国的北伐战争、1928年前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得以复苏。随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从占领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3．“大陆政策”的实质

近代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中采取的方法是首先以军事扩张开路，然后具体实施其经济扩张即殖民地经营的政策。其实质是想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东北和内地省份，攫取在中国的经济和-利益，进而攫取全世界的经济和-利益。

二、为对外扩张掩饰的“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的使用开始于近卫内阁的松岗洋右外相。1940年8月1日，在有关日本政府对外讲话中，松岗洋右首先强调自己主张“布皇道于世界”这一“皇道使命”的立场。他说：“……作为我国现行的外交方针，其目的在于本着这一皇道大精神首先确立以日满支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1]因此，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皇道外交”的具体体现。共荣圈建设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于1940年8月1日被第二次近卫内阁以政府纲要的形式固定下来。主要内容是“皇国的国策……以确立世界和平为其根本，首先建成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支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共荣圈有两个基本的支柱：一是南进强占殖民地，一是与德意联手形成“轴心体制”。从本质上说，“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近代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亚洲政策的结果，是“大陆政策”在新时期的具体表现。其出发点是乘英、法等面临德国的长驱直入自顾不暇之际，夺取西方殖民者在南亚的殖民地，使日本的势力实现从“东亚”向“南亚”的扩张，妄图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是，由于战线太长，加上陷入了中国战区不能自拔，为了解决扩大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等问题，日本打出了“共存共荣”的旗号。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亚洲国家抓壮丁，解决日本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亚洲各国的掠夺正当化，还可以以假象蒙蔽日本人民。正如北岗伸一说的那样“在日本决定重要政策的过程中，解放亚洲并非主要目的，‘自存自卫’才是其经常性的目标。”[2]

三、小结

不管是“大陆政策”还是“大东亚共荣圈”，都是近代日本对亚洲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时间上来看，两种思想完全形成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其中，“大陆政策”的提出要比“大东亚共荣圈”早。从实质上看，两者都是日本的基本国策，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大日本帝国。在思想根源上与近代从西方传到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分不开的。和任何国家的基本国策一样，日本的这两个基本国策也是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伴随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大东亚共荣圈”是“大陆政策”的延伸和具体化。不过，由于其国家利益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狭隘的国家利益，必然注定日本在近代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而且，对于这些侵略历史又自认为是建立在“普遍公理”基础上，所以，日本政府竭力否认其侵略的行径。

注释：

[1]《东京朝日新闻》，1940年8月2日晚报。

[2]转引《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