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的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为了生存，他们创造的工具是

A 木棒 石器（√）           B 石器 陶具

C 木棒 弓箭                 D 弓箭 陶具

把这道题放在第一题,无论从内容,还是从难度上看都是不错的,符合传统的做法，但命题者认为，在教与学的导向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它的考察目标是记忆水平，而且文字与课本比较接近，有可能鼓励死记硬背的机械学习，不符合课程改革“学以致用”，提高实践能力的方向。经过讨论，修改如下：

● 北京人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石片、石块，考古界

认为有些是北京人创造的工具，最有力的依据是

A 数量很大，约有十多万件    B 出土集中，可能有意堆放

C 形状多样，有些还有锋刃    D 便于使用，留有打制痕迹（√）

经过修改的试题虽然保持了原试题的“题眼”，而且从情景到选项都取材于课本，但提问的角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将史实的判断改为问判断的依据，考察的目标变为理解证据证明力的能力，属于运用史学基本方法的能力，在教与学的导向上，鼓励的是懂得在阅读课文时，不仅知道课文的作者怎么说，而且深入理解作者为什么这么说的学生。

2004年的第一题的第一稿是：

● 当人类通过栽培植物养活自己时，便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发现了距今约1万年的人工培育稻种，将我国进入农业文明的时代向前推进了

Ａ 1000年    B 3000年（√）    Ｃ 5000年    Ｄ 7000年

这道试题的考察目标属重点知识——“半坡、河姆渡人的生产特征及其生活时代”在新材料、新情境中的运用，不仅引入了考古界的新成就，对考生来说，增加了新知识，而且在不提高难度的前提下，引入了课程改革的重要特征——文明史的概念，起到了在考试中开发课程的作用。但是，命题者感到面对教学界死记硬背仍有较大市场的实际情况，其考察的目标仍属于记忆性应用，对时代记忆的导向似乎还不够理想，如果将三个错误选项错得再明显一点，改成“20000年、10000

年、15000年”，虽然可以削弱这种导向，但不合情理。如果能保持03年第一题的发展势头，按照课程改革的要求，向“过程与方法”的方向推进，可能更为理想。正在此时，各媒体报道了青浦的考古发现。于是，决定利用这个新材料命制试题：

● 报载，2004年3月，青浦区“惊现上海第一人”，还出土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图略），它

A 反映了上海文化起源于畜牧

B 有助于了解当地猪的驯化史（√）

C 显示了猪是沪上最早的家畜

D 证明了青浦的先民崇尚红色

与原试题相比较，经过修改的试题的“题眼”仍然是原始社会，并保持了原试题用新材料、新情境考察应用水平的目标，但被应用的已经不是具体的史实知识，而是思维方法——一个新发现的史实可以恰当或准确地说明或证明什么的能力。A选项的主语和宾语都属于过度推论，“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陶猪”并不能代表上海文化，发现一个陶猪，不能说明“起源于畜牧”。C

选项的宾语属于过度推论，“最早”是一个比较性的判断，没有其他材料作比较，就不能肯定“猪是沪上最早的家畜”。D选项的宾语也属于不当推论，从一个案例中看到红色，不能说明“崇尚”红色。B选项才是谨慎的、合逻辑的判断。人工制品或艺术品是现实的反映，“没有野猪特征”，说明在现实中可能已经有了被驯化的家猪，通过此，“有助于了解”彼。

通过这样修改，应当说试题已经可以定型了，但问题是将它放在第一题，难度明显偏高，从试卷的整体上看，不符合试题难度从低到高的排列要求，为此命题者在保持试题材料、形式、考察目标的前提下“忍痛割爱”，再次作了降低难度的修改，一是将题干中解题的关键信息变为黑体，以引起考生的注意；二是对选项作了相同类型，但“正确”与“错误”特征更加外显的处理：

● 报载，2004年3月，青浦区“惊现上海第一人”，还出土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它

A 说明了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

B 反映了该地区驯化猪的历史（√）

C 证实了上海曾经是陶瓷中心

D 显示了青浦的先民只用红色

A选项中的“吴越”比原来的“上海”地区更大；B选项用了考生可能更熟悉的句式；C选项改为“证实了”“陶瓷中心”，使错误更明显；D选项将“崇尚”改为“只用”，使错误更为突出。

然而，从考试的结果看，虽然区分度较高（0.29）但难度并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不是0.8以上，而是0.57，成了中等偏易的试题。错误选项中，选A的考生占30%，选C的考生占12.1，选D的考生占0.7%，[i][i][1]这说明做错的考生，其错误类型集中在“主语和宾语”都有过度的倾向。

这个结果还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一是相对于本次考试命题看，这道试题的难度还应当降低，或者把它位移到后面去；二是相对于教与学来看，应当加强理解论据证明力的适度性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