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 style="MARGIN: 0cm 0cm 0pt; TEXT-INDENT: 24pt; LINE-HEIGHT: 150%; mso-char-indent-count: 2.0">其次，按照条约的规定，中国专门派亲王载澧到德国，以谢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罪；派亲贵那桐到日本，以谢书记官彬山彬被杀之罪。并在克林德“遇害之处树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用辣丁、德、汉各文列序中国皇帝惋惜此等凶事之旨。”[1]根据一个西方人说，这座碑坊花费了白银36万两，其壮丽程度超过了皇宫牌楼。[2]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奴役人民的一个信号。克林德牌坊无情的昭示了帝国主义国家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事实，同时也在提醒那些有反抗精神的中国人——所谓的反抗是无力的，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以此达到奴役国人的目的。
再次，通过“在帝国主义国家被害的城镇，5年之内不得举行文武等考试”来奴役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的精英分子是通过考试来实现的，他们在外来入侵的时候，常常成为反对外来势力的自觉者。停止一切的考试，显示了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精英分子阶层的打击和在精神上对他们的屈从和压制，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唯一的道路是考取功名。
最后，以-“朝廷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者加入以反帝为目标的一切组织”确定对中国人和清政府奴役的法律保障。作为政府的-，它同八国联军入侵前朝廷的态度截然相反。这是实实在在的说明了清政府已经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正是《辛丑条约》的奴役性，削弱了慈禧太后的统治威望；分化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时也使革命思想为更多的人接受，“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3]正如梁启超所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陈代之时也。” [4]传统意识所构筑的特殊的民族心理防线是一条天然的抵抗异族入侵的长城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相他们想象的那样，摧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的斗志，因为在旧的民族意识被摧毁的同时有产生了新的民族觉醒：“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 [5]正是这种奴役性的条约加快了清政府的灭亡，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注释：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980，
[2]（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224，
[3]《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诗史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821，
[4]张丹等，《辛亥革命前10年间时论选集》（1），50，
[5]《宝刀歌》，《秋瑾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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