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导致其局限性的根源

1、从生产过程来看，封闭保守，缺乏合作。我国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农民阶级所代表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对外界的需求和交流较少，且任何一个劳动力都可以独立完成劳动过程，对分工协作的需求也很少，这就造成中国农民阶级的封闭、保守、落后的本性，从而也就缺乏合作精神。这种观念植根于商品交换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地主庄园经济的现实土壤。在各个朝代，都有一批名门望族、豪强地主经营庄园，这些庄园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系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是王朝的赋税来源，与王朝的盛衰兴亡息息相关，而家庭小手工业和家庭小农业的紧密结合，自给自足，是中国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王朝的经济职能，也在于维持全国范围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因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必然产生自给自足的观念。

2、从产品分配方式上看，追求平均，缺乏进取。实现农民阶级自给自足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而一旦土地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就会导致阶级矛盾逐渐尖锐，最后激化为农民阶级的武装起义。农民阶级参加起义的主要目的只是要求获得土地，而不是变革封建生产关系。明末李自成起义所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就是很好的佐证。广大中下家庭经济力量相对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维系最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农民阶级在节俭的基础上，实行消费上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经济观念，虽然可使贫困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睦，增强向心力，并且平均主义最容易实的。但是，这平均主义往往是一种消极的平均主义。它有时表现为对比自己贫穷的人的同情，如捐献财物后心情舒畅，除了高尚精神，心中常有一种发现了有人不如自己以后的平衡性满足；有时则表现出为对富者的敌对，希望拉低之使其与自己持平，以求心理安慰，甚至采取杀富济贫的非常手段，古代农民义军提出的最高要求不是“富”而是“均”。其实“均贫富”的结果即使实现了，也只能是“均贫”，因为总的财富没有增加，不可能都富，仍然是消极平均主义心态。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就是二千年来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它只是农民阶级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3、在生活价值取向上，与世无争，满足现状。小农家庭勤俭与贫困相伴，久而久之已经没有了求富的冲动，习惯于目前的贫困生活，为了消除苦恼，便自我安慰，安于现状，不去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便形成知足常乐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小农家庭的这种观念源于生产力极为低下，大多数人只能维系半饥半饱状态，习惯成自然，承认和满足现状，不失为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著名史学家家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称：“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联系，胶着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维望时间之维延。绝不想人生有无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彼之所想象而蕲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世世代代在一个地方，男耕女织，靠天吃饭，但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4、从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来源看，重经验，轻理论。小农家庭凭一代代人积累的经验按部就班地生产生活，没有，也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农民通过播种、耕耘、收获，以及饲养牲畜、抗旱防洪等，借以取得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命，其主要不是靠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用科学去战胜自然，而是靠生产经验的积累。诸如怎样平整土地，怎样播种种籽，如何掌握农时，如何抗旱排涝，等等，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知识，都是农民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经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所在。“我过得桥比你走得路多”，“我吃得盐比你吃得米多”等俗语，就是明显重视亲身体验的体现。

5、从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在古代劳动技术极为简单的情况下，劳动者几乎不需要专门训练（全面重视人的素质和技能的训练是近现代的事情），从简单的辅助性劳动开始，逐步掌握各种农活，年复一年，很快便成为技术全面的“庄稼把式”。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人的寿命短，伤残多，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就必然用早婚早育、早婚多育的办法来缩短人口再生产的周期，尽快增加人口数量。《居延汉简》记载，汉代以七岁到十五岁为使男使女，即七岁便可参加劳动；七岁到十四岁纳口赋，十五至五十六纳算赋。唐代规定更为具体，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在民间，一般农家子弟六七岁参加放牧之类的辅助劳动，十六七岁后便是壮劳动力，直到六十多岁仍可做些农活，农民的一生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岁月都在劳动。就一个小农家庭来说，壮劳动力越多，辅助劳动力和靠赡养生活的老弱人口越少，其经济状况也就越好。这个直观的经济效益规律也促使每一个家庭尽可能快地加快人口更新的速度。维持生产和生活的内在动力，高死亡率的外在压力，使得早婚多育成为必然。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连接点：多子——多劳动力、多收入——所以才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也由此产生。

（二）、-因素——怕乱求稳思想是封建社会-斗争的必然产物。

首先，农民阶级逆来顺受，反对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农既得利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它的生产和再生产。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代表自己，一定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国明清时期，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尽管意味着对农民-压迫的加深，但清政府作为统一的政权，继续承担着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功能，而任何社会革命和动荡都会对农民阶级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冲击。对农民来讲，-上反对的是阶级压迫而不是专制政体。因而，农民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甚至会抵制革命。这种只求均衡，不求变革的心态，虽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谐，以及创造一时的繁荣，却同时又有碍于中国的进步、变革，是中国进步变革的一大障碍。

其次，广大农民阶级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太平。在中国历史上，对外用兵、朋党之争、宦官夺权、地方割据、农民造反，等等，各种各样的动乱，不时侵扰着国家的安宁，使战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自己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难免有战乱。但战乱之多，之频繁，以及规模之大，当首推中国。这些动乱、战争，常常导致社会大破坏，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由于这样，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中国人便很容易接受求稳怕乱的价值观念，但求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第三是统治者提倡。各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为了把皇位坐得稳稳牢牢的，而且一代传一代，代代平安，自然也极力提倡和鼓吹这样的观念。他们最害怕的是乱，是犯上作乱，一乱他们的皇位就很容易不稳，历代王朝都是由于乱，主要是农民造反而垮台的。统治者怕乱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农民怕乱了自己平静的生活。试看历史上所有变革，遭到人们反对和攻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怕“乱”。

（三）、思想因素——是统治者为维护其自身统治，加强思想控制的产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饱受封建思想束缚。从董仲舒确立的“三纲五常”，到后来的“三从四德”，都被统治阶级作为永世不变的真理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以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朱熹更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命题，加剧了广大农民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从整个社会看，以“君为臣纲”为核心、“君权神授”为掩饰的封建礼教，造成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界限分明；从家庭内部讲，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思想观念在家庭内造成局部专制，并且这种家长式的专制不可抗拒，不可违背，持续发展。

因而，中国农民阶级便世世代代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反过来巩固了专制主义，对加强思想专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病态心理具体表现为：①忍耐、麻木，能忍自安，对自然的无可奈何，对不合理等级制度及社会丑恶现象的忍耐达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②依附心理。把自己的权力依附于别人的恩赐。③低贱自卑心理。认为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相信宿命论。④薄淡的权利观。强调伦理道德，缺乏权利观念，一切以伦理道德来衡量社会问题。

原因二：自然环境因素——我国天然地形地貌的构成

古代中国文化是大陆大河型的农业文化，而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就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封闭性。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卷中就注意到中西地理位置的差异：“实际上，地理因素不仅是背景……它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中国和中亚的构造与其他多数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一种复杂的高山网把许多比较平坦的地区分开。这种复杂的地势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它恰恰处于古代中国的中东部，这一地区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而古代边疆地区，东临茫茫大海，鉴于当时造船、航海技术的有限，是很难远航的；东北森林茂密，野兽肆虐，使人心有余悸；北部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使人望而却步；南部崇山峻岭，风灾水灾，时有发生。总而言之，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区域内，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对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区，封建农民是难以到达的，更不要说逾越周边地区而到达国外了。西汉时期所形成的“丝绸之路”，那只是商人们为利益所驱使冒生命危险而行走的一条商路。中国古代文明由于这种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封闭特点，使自给自足的观念特别根深蒂固。造就了农民阶级活动区域仅限于被高山大川所隔绝的状态，这是造成我国古代二千多年封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自然根源。

参考书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75年版。

2、《开放与封闭》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3、邢铁《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研究·家庭经济专题》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4、邢铁等著《专制主义与中国封建经济》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