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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看“鸦片战争”后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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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对当时的乾隆皇帝提出的交涉内容就有这一内容，就被皇帝坚决拒绝，因此在当时没有实现。当时的人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就已经不易防范，现在有5口通商，外人就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2]但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眼中的“通商”，“是与朝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是王朝羁縻怀柔的手段”。[3]因此，政府最后还是同意了。至于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他们觉得那是最方便省事的办法。” [4]他们认为：在这之前，清朝的关税是不固定的，现在，每种货物的税额都明文规定，而且新的税则平均到5% ，比以前的税则还要略高一点，所以，负责交涉的官员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成功。对于“治外法权”，他们看法也是这样。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对于“片面最惠国待遇”，他们认为对待外人必须一致，不然会引起其它国家对中国的不满，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国家来对付另外的国家。
从外交这个角度看，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历史。之所以出现以上的局面，与中国清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清朝是一个在明朝-危机中崛起的，这个以少数民族满族为主建立的新政权，是在明朝的废墟上，用暴力建立起来的有一个封建王朝。在对外方面，清朝统治者全然不顾西方社会的变化，“全面继承明朝后期已经有名无实，为西方的到来破坏殆尽的朝贡体制，仍推行朝贡贸易政策和海禁政策”。[5]因此，清朝奉行的是传统的以天下观念支配的一种等级制度，中国是这个制度的中心，而这个制度是通过朝贡贸易来处理中心国家和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制度下，没有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的概念。这恰恰是与17世纪开始盛行于西方世界的所谓国际法的体系（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不同的：后者强调强权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以及强国对弱国的殖民征服和控制。而中国近代史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被西方社会纳入这种体系的过程。
注释：
[1]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7月，41页
[2]通上，40页
[3]万明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3月，467页
[4]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7月，41页
[5] 万明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3月，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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