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改革赋税制度。税制改革是“减负”的有效途径，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宣布实行租调制。唐朝前期，唐太宗则实行租庸调制，允许农民纳绢代役，从而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唐朝后期，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唐政府实行了两税法，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改变了过去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两税法的实行，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它的实行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唐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时推行了方田均税法，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赋税，使官僚和大地主不能隐瞒土地、逃避赋税，从而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1581年，明政府实施“一条鞭法”，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的多少收税，且规定农民可以纳银代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农民易于离开土地，为城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1712年，清政府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实行“摊丁入亩”，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赋税，叫作“地丁银”，“地丁银”的实行，废除了汉唐以来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大大松驰了，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提倡节俭、整顿吏治、精简机构。这是“减负”的重要保证，凡是开明的封建君主都注重这一问题。西汉的文帝就曾经取消了营建露台的计划，汉景帝对贪赃枉法的罪犯，处理很严，他规定收受贿赂，要没收财物和判罪。东汉光武帝重视整顿吏治，惩处贪官酷吏和精简机构，曾赞许处死杀了人的湖阳公主的家奴的董宣为“强项令”，再如公元30年，光武帝一次便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县级以下的官吏，精减了90%，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唐太宗合并州县，革除了唐初“民少吏多”的弊政，从而节省了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周世宗亦曾经大力惩治贪官污吏，对为害百姓的官吏，严加惩治，他曾经就地处死克扣工钱的工程主管。

    四、“减负”的特点

    1.政府重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减负”，许多开明的封建君主，如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都推行了以“减负”为核心的休养生息政策。

    2.持续时间长。从战国到清朝均涉及到“减负”问题，由此可见，“减负”工作需要长期抓和经常抓。

    3.有一定的广泛性。既有汉族政权的“减负”，如汉、唐、宋、明等封建王朝的“减负”，又有少数民族政权的“减负”，如清朝的“减负”。既有封建统治者的“减负”，如商鞅、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的“减负”政策，又有农民起义领袖的“减负”，如李自成的“均田免粮”。

    4.核心是轻徭薄赋。如汉文帝连续12年田租全免，又把每年服徭役改为三年一次，再如明太祖下令免除农民三年徭役和赋税等等。

    5.成效较为显著。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出现，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和康乾盛世的出现无一不与“减负”有直接的联系。

    五、存在的问题

    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减负”政策和措施不会亦不可能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广大农民的负担不可能有根本上的减轻。每次“减负”后，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如西汉虽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但当时的农民也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烧炭，服徭役兵役，一年到头，不得休息，遇到水旱灾害，封建统治者照样逼收田租和算赋。再如唐朝后期，唐政府虽然实行了两税法，按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赋税，但地主却千方百计把新增加的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仍然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