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太平军所到之处焚毁儒家经典，侮辱孔子，残毁学堂，破坏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感。梁启超在总结太平军失败原因时说：“洪秀全失败原因虽多，最重要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作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此话可谓一语中的。马克思于1862年7月7日在《维也纳新闻》上发表题为《中国事件》的文章，指出：太平军“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性的苗头。”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概括性评价：“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⑴马克思这一合乎事实的评论，显示了他高度的智慧洞察力，值得广大历史教学工作者深思。
中国近代史上的小农由于受小生产者的地位、自然经济方式及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随着列强入侵中国伴随而来的机器大生产与先进的科技文化产生反感，在反侵略斗争中对之一概排斥，表现为一种“左”倾思潮。义和团广大战士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入侵，其斗争事迹与精神可歌可泣，使列强认识到中国人民“含有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而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其“灭洋”中包含着盲目排外的倾向。他们“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这种以落后的小生产来抵制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做法是错误的与落后的，其性质也属于“左”倾。
中国-党在民主革命期间曾有过三次“左”倾错误，其中王明“左”倾错误时间最长，危害最烈。它表现为对敌斗争搞冒险主义，不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不管敌我力量对比态势，不讲策略，一味地斗争，冒险、盲动、拼命、蛮干；对自己的同志则以友为敌，怀疑、排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多少好同志在错误的“肃反”中惨遭杀害，造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不要统一战线，甚至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孤立了自己。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的结果，造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5块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块，30万红军只剩下3万，30万党员仅剩下4万。党在白区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遭破坏。中国革命濒于绝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1935年1月，在风雪迷漫的长征路上，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党召开了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从1935年至1956年，这是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比较顺利、迅速的时期，党的正确领导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同志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⑵又说“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⑶“左”的倾向在-上表现为持续不断的-运动，整自己人。1957年的反-运动把55万爱祖国、讲真话、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打成-，划为敌我矛盾，定性为阶级敌人，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这不仅对他们本人及家庭造成极大的不幸，也给祖国的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就出现了‘左’的思潮”，“反右以后，‘左’的思想扎下了根”。⑷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一律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需要“团结、教育、改造”。1959年庐山会议错批敢讲真话、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同志，之后在全国反右倾，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人达380万！(5)
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表现为超越阶段的空想论，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主观能动性，急于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在1958年1月至5月的杭州、南宁、成都、汉口及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五次错误地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1956年正确的反冒进措施，其言辞之激烈骇人听闻。毛泽东“反反冒进”，酿成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及一哄而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1957年反-运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连续三年的“左”倾错误造成1959~1961三年严重的困难时期，国民经济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全国各地饿死了许多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6)《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上发表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李成瑞的文章，他经过长期研究并以科学方法进行论证，提供了当时饿死的人口数字为21580000人，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随着1962年开始的国民经济渐趋恢复与好转，当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左”的倾向又开始上升，并逐渐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论点。1963年开始的农村“四清”运动、城市“五反”运动，文艺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内过火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这一场空前的浩劫，这场长时间的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7)这场在神州大地上摧梁折柱的-大风暴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其留下的创伤至深且巨，久久难以愈合。“文革”是毛泽东“左”倾错误发展的结果。“文革”中“左”倾思潮严重泛滥、封建主义复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文化教育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三军将帅……多少人死于非命，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8)至使“左”倾错误继续发展，使“文革”延续长达十年之久。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两年徘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史，共和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打开了人民共和国中兴的大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使党的思想路线、-路线和组织路线重新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以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今非昔比。回顾历史，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革命与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
二
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在中国-党的领导过程中，屡犯“左”倾错误，这并不是偶然的，需要深入探讨其原因，从中吸取深刻教训，才能确保以后不至于重犯类似错误。
作出“左”的决策是少数领导人的错误，而长期以来党内外群众中存在的极左思潮是“左”倾错误得以推行的思想基础。这是一个与中国国情有关的问题。国情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国国情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有着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109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小农占绝对多数的农业国。这两点影响至关重大。
在旧社会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苦大仇深，斗争性强，革命坚决彻底，急于改变生活现状。由于中国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没有西方国家的民主法制可言，没有合法的斗争方式可以利用，因此在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方式的情况下，难免会犯有急性病及列宁所讲的“左派幼稚病”。尤其是急于为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报仇，而不讲究策略。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也滋长了“左”倾盲动情绪，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分散落后的个体小生产是历史上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也是极左思潮产生的认识根源。小生产者由于经济地位的限制，其认识容易带上主观性、片面性，容易走极端，带有狂热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极端落后贫困，中国无产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不高，缺乏开阔的视野，不善于理性的冷静思考，因而在革命斗争年代容易产生偏激的“左”倾情绪。
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论调叫做“‘左’比右好”。其理由是“左”是方法问题，认识问题；而右是立场问题，原则问题，因此“右倾危险，‘左’倾保险”，使许多人以正为右，以“左”为正，宁“左”勿右，“凡事‘左’三分”。这也正是社会上“左”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左”倾与右倾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表现。因而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在十年内战中“左”得要命的王明，到抗战初期又右得出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左”、右表现与-国际的错误影响也有关）。
建国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有着迅速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这是一种可贵的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但如果对这种精神把握和运用不好，也会产生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犯革命的急性病。超越阶段的空想，急于过渡，也是历史上农民平均主义理想在现代的反映。由于长期从事阶级斗争的惯性作用，容易夸大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与敌我矛盾的估计。由于对马列某些理论的简单化、片面性、教条式的理解及误解，而强化自身错误的理论观点，把谬误当成真理。加之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认为苏联已“变修”，因此国内要“反修防修”等，这一些是建国后“左”倾错误产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建国以来毛泽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他片面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作用，因而陷入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之中，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原理，急于求成，搞违背规律的“大跃进”。在-领域，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连续不断地发动运动，想以此来实现“纯洁的社会主义”，终于酿成大祸。
一个在民主革命期间反对“左”倾错误最坚决的斗士，一个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胜利道路的革命家，为什么在建国后自1957年至1976年近二十年间犯下严重的“左”倾错误，并重用提拔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还有阴谋家康生）给党、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其中缘由值得人们深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9)上述情况使毛泽东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估量、判断产生严重的偏差，并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许多做法，自认为始终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从而作出了一系列“左”的决策，导致重大的挫折。
三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初南巡讲话中指出：“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历史无情，前车可鉴。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是历史教学的应有之义，而且有其自身的优势，是历史教师的应尽之责。恩格斯有两句名言，一是“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二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取得更大的进步没有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得更快。”(11)这对于历史教学中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具有指导作用。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必须讲清“左”倾错误的史实，说明其表现与危害，分析其产生原因，深刻总结其教训。尤其是结合历史上王明“左”倾错误，建国后1957—1959年反-、“大跃进”、反右倾连续三年的“左”倾错误的恶果及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危害来分析，使学生能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左”倾错误的一系列论述，从而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实事才能求是，虚事必然求非。历史教师不能为尊者隐，为贤者讳，不能够讲胜利、成绩时浓墨重彩，津津乐道；而讲挫折、失误时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样做是错误的，不符合秉笔直书的传统史德，也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历史教师应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祖国的下一代，使他们通过正反两面的历史对比，增强免疫力、抵抗力，从而更快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以至担当某些领导职务时，能有清醒的识别力，做好本职工作，这样才是充分体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年长的教师可以当事人、过来人的身份，结合自身的经历、体会，对比三中全会前后的巨大变化，说明“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危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与正确，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历史的长河最终流向真理的大海，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如同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2)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巨大的历史灾难”，我们获得了1935—1956年的“历史的进步”。“文革”这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中国-党“从自己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后，大彻大悟：再不改革不得了。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20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进步”，补偿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必须把这一历史辩证的观点向学生讲明白，说清楚。
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要向学生指明如何才能克服“左”倾错误出现的途径。环顾世界，“左”倾错误严重的国家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长时期的“左”倾错误。上世纪末柬埔寨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是“左”祸的一面镜子，其罪行令人咋舌，失人心者必将失天下，其垮台是历史的必然。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是“左”倾思想的温床，其狂热性、急性病是容易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只有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以现代化的大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操作方式的小生产，才能形成高瞻远瞩的广阔的视野，才能铲除这个“根深蒂固”的根源。
“左”倾错误与思想方法片面，看问题主观绝对分不开，从而导致主观与客观脱节、理论与实践不符。这与文化素质低、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有关。因此在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搞好教育事业，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与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掌握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真理。不断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或基本相符，不至发生大的偏差。
“左”倾错误往往表现为目无法制，践踏民主，违反政策的粗暴举动。邓小平同志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3)同理，中国“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期而全面的大动乱在英美法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发生。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必须结合史实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法制意识，在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建设-文明，以社会道德规范自己的言行，抵制“左”的言行。
“左”倾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一样，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其影响逐渐减弱，但还未肃清，并时有表现。历史教师肩负着教史育人的重任，进行反“左”倾思想教育责无旁贷。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因此要求历史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卓有成效地做好这项工作。笔者谨以此与各位同行同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2)(3)(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9页、237页、375页。
(4)《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5) 李锐《直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41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我观党史》，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7)(8)(9)《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7页、761页、76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13)《邓小平文选》1983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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