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族主义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来源：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正因为这个原因，使他的民族主义“排满”情绪在初期过于严重。二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这又使他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反满”口号区别开来。孙中山接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教育，从夏威夷人民抗美斗争和德、意、比等国民族运动中吸取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在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大都借助于民族运动。列宁也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上说：“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可见，孙中山把民族的国家作为实行民权、民生两大主义的一个前提。而在中国，封建统治的代表──满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而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代表──汉族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尽管在清末，汉满之间的民族矛盾已基本被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所代替；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有了缓慢的发展，汉族人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在逐渐加强，而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失败了；而满洲贵族，除了极少数人外，都成为顽固的封建主义代表，成为汉族人民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它的卖国投降引起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汉族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消灭满族人，推翻他们的政府，建立汉族人的政府，才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再者，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普遍有反满的倾向，不少会党都有“反清复明”的传统，认识到只有反清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因此，同盟会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也许用民族复仇情绪比“自由、平等、博爱”更能煽动起人们的革命-。关于这一点，鲁迅曾提到过。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会党农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极力加以辩解。例如，在演说中，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惟是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以后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一带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号。

　　如果认为同盟会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复仇主义或大汉族主义，那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认为同盟会提倡的“反满”仅仅是为了利用会党和联络反满士绅，用它所包含的进步的民主主义内容来否定它所多少带有的传统的民族复仇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色彩，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并不是绝不可能同时存在，而事实上正是并存于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纲领之中。

　　同盟会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很大的局限，那就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内容，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反满、推翻清政府。在演说中，孙中山说：“那满人也提倡排汉主义，他们的口头话，是说他们的祖宗有团结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汉人，……我们汉人有了团体，这力量定比它大几千万倍，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所以我们总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认得清楚，如果满人始终执迷，仍然把持政权，制驭汉族，那就汉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视的。”

　　同盟会不能提出反帝的纲领，固然是他们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但在当时假若提出反帝的话──在思想认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的效果也不会有多少。中国近代社会总的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在辛亥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国内阶级矛盾（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民族运动形式）──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却成为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同盟会没有提出反帝的纲领，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然也不否定这一点）。

主要参考资料：

　　⑴张正明、张乃华《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⑵章开元、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

　　⑶林家有主编《辛亥革命运动史》。

引用材料：

　　⑴孙文《同盟会宣言》（《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翦伯赞、郑天挺主编）；

　　⑵孙文《＜民报＞发刊词》（同上）；

　　⑶孙文《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