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党的“一大”纲领中，对党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作了一些规定，但由于党处在幼年，对集体领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党的“二大”，虽说在纲贪中明确提出了“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口号，但由于爱国内斗争条件的限制和国际共运领导体制的影响，授予委员及委员长以极大的权威，以致家长制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得以滋长。“三大”、“四大”基本上延用了“二大”的作法。

    这种“委员制”的领导体制，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为此，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上，代表们历数了“委员制”的弊端，对陈独秀的家长制工作方式和作风给予了严厉批评，迫使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检查。大会通过的《组织总是决议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指出：“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领导”。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实施，“五大”取消了“四大”以前对总书记职权的规定，第一次担出设立党的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中国-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规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局，指导全国一切-工作”；并由“中央-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同时，对中央-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议事汇报制度也都作了明确规定。

    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实施，“五大”第一次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作为一条根本的组织制度写进了党的章程，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从而使我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强调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有了理论指导和坚实基础。为了避免“一言堂”和个人权力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现象的发生，大会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党的部分组织”。要求严格党的组织系统和办事程序，发挥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保证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

    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自党的“五大”明确下来以后，得到了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认同，并把它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长期坚持下来，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地充实加强，发扬光大。

    二、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制度

    党自成立的那天起，便十分重视赏自身的管理教育和加强纪律建设。从“一大”到“四大”的党纲党章中，都可以找到有关“纪律”的章目。进入1927年后，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从国际共运上看，是受苏联党内严格党纪和建立监察制度的影响。从国内看，一是党已经成立6年，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已有了570000多名党员；二是在革命高潮时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动机不纯分子混入党内，使党员队伍质量有所下降；三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已充分地暴露并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同年4月召开的“五大”便指出：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结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近切要求成立产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

    在与会代表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中国-党历史上第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党的监察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主席1名、委员6名、候补委员3名组成。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是王荷波。为了加强党的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在《中国-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第一次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并对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和纪律处分、党的各级组织和监察机关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具体规定。

    党的“五大”强调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它希望各级组织严格按党的章程办事，建立党的纪委检查制度，严厉怍罚那些破坏党的声誉，违背党的共同意志的言行，并对党部、党员个人的违纪，提出了分别予以警告、改组、总的重新登记和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规定。

    党的“五大”，第一次使用了“-纪律”的概念，明确地把维护党的-纪律作为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提了出来。在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纪律”。把-纪律放在其它各项纪律之首，对于保障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尽管由于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特别是“八七会议”后，中央监委主席王荷波的牺牲，党的监察工作没有开展下去。但是，“五大”习俗定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开展纪律检查工作的规定和措施，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它为后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的健全和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举加强党对农运的领导与“土地革命”的旗帜

    “五大”的成功创举，还在于它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议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

    “五大”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讲座和决定党在革命紧急关头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国际关于“拒绝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纲贪中把土地革命问题提到显著地位”的批评，把“土地革命”作为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在讲座中抨击了“-党是工党，国民党是农党”的机械理论，要求-党人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肩负起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任。与会代表致认为，“土地革命就是推翻封建宗法的革命，这种革命当然要当代最革命的阶级来领导”，这个阶级的代表就是中国-党。据统计，在大会通过的《-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两个文件中，就有6处写明“土地革命”的字样，至于“土地改良”、“变更土地所有制”、“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等有关土地问题的字样就更多了。

    大会分析了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第一次把“土地革命”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提了出来。大会通过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广义决案》明确指出：“现在阶段之中，革命的订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而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土地革命”。大会要求所有的中国-党人在当前条件下，应该毫不犹豫地找起土地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两面旗帜，大胆地“以土地革命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和资产阶级”。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五大”制定了《土地问题议决案》，专门就土地革命的组织领导、领先力量以及策略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

    “五大”通过的议决案，特别是大会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的一系列原则和策略，虽说其间不免存在一些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问题与不足，但事后还是得到了必要的肯定与借鉴。南昌起义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纲中，采纳了“五大”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小地主土地不没收”等内容，指出“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笔者认为，这里使用“继续”两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承认在此之前我党确已领导进行了以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为中心内容的土地革命运动（哪怕只是在部分省区）；二是表示对中共“五大”关于进行土地革命的肯定与延用。党的“八七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对“五大”通过的土地革命政纲作了肯定，《中共八七会议千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借鉴了“五大”制定的进行土地革命的七条策略，提出了与之基本一致的最近农民暴动口号11条。

    “五大”的许多正确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从以上三个主要方面对“五大”进行褒扬，旨在对“五大”作用实事求是的评说，证明它也是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党的代表大会。